談遷重寫史學巨著《國榷》\耿法
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八月的一天，浙江海寧縣馬橋麻涇村裡，一位窮苦的老秀才談遷家中蹊蹺地遭竊賊光顧。老秀才居住的幾間破屋裡除了一些舊書和幾件破衣外，可謂一貧如洗，竊賊盜走的是放在竹筐中一部珍貴文稿。這部文稿叫《國榷》，是談遷從二十八歲起花費二十多年時間、先後修改六次才完成的明朝編年史巨著，共計五百多萬字。文稿被竊，談遷幾十年的心血結晶頓時付之東流。
談遷（一五九三—一六五七）原名以訓，字觀若，明亡後改名遷，字孺木。改名為遷，或許寄託了他對大史學家司馬遷的仰慕和追尋。明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年）他二十八歲因母亡在家守孝時讀了不少明代史書，發覺一些書中不僅見解淺陋，而且所記載的史實錯漏百出，貽誤後人，於是他決心自己編著一部翔實、可信的國史留給後人。至天啟六年，他花費五年時間完成初稿，之後不斷加以修訂。公元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佔領北京，第二年弘光被俘，他更下決心要留下一部故國的信史。因崇禎、弘光朝無實錄可參考，他便根據邸報繼續編寫崇禎、弘光兩朝的歷史，署名為江左遺民，以寄託亡國之痛。他的一生為寫作《國榷》可謂嘔心瀝血。修史需要大量的書籍資料作參考，他是個窮秀才，海寧縣志中記載他「處士操行廉，雖遊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哪裡有財力購書呢？他的主要參考史料為明朝實錄，而記載明朝各個皇帝在位編年史的實錄抄本，只有極少數大官僚大鄉紳家中才有收藏，他只得四處求人，借書抄本，甚至為尋訪、借抄一本書不辭辛勞揹着行李和乾糧跑至百里之外，實在苦不堪言。他發現明朝實錄中也有許多篡改歷史之處，如明太祖實錄就曾數次被改寫過，為探究歷史真相，他下工夫通讀了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廣徵博採，按年月將各條史料互相考證補訂，去偽存真，去蕪存精，精心編排，歷二十多個寒暑，修改六稿，編成一百卷，終於完成全書。雖然他一時無力刻印出版，但總算實現了自己的心願。這部巨著在寫作過程中已慢慢傳開，引起不少有錢有勢者的注意，這些人希望以史學著作來增強社會名望，流芳百世，但自己沒有學問功底，也根本耐不住寂寞，而談遷偏又生性耿介，無法用金錢收買他的著作，於是有人就暗中採用卑鄙下流的偷竊手段，這部珍貴的書稿從此下落不明。
可憐談遷這年已五十五歲，滿頭白髮，兩手空空，怎麼經受得了如此沉重的打擊？書稿被竊後他大哭一場，不由發出哀嘆：「噫，吾力殫矣！」但他以堅韌的毅力戰勝了悲傷，激勵自己：我的手不是還在嗎？不能就此罷休，重頭寫起！黃宗羲所撰談君墓表中記敘說：「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
談遷發憤從新開始編撰《國榷》，歷經四年艱辛，終於再次完稿。新編撰的《國榷》為一百零四卷，史料搜集更為謹嚴，對明實錄中避而不談、忌諱失實或故意篡改的史實秉筆直書，質量超越了原稿。但他仍不滿意，特別是對明季史料的搜集，他希望有機會到北京去訪問一些親身經歷的當事人，看到更多的史書，以補充訂正《國榷》。公元一六五三年，一個機會來了，他以花甲之年，受聘義烏朱之錫（時任弘文院編修）作幕友，來到北京以實現自己的夙願。
在北京他除了為朱之錫做些文墨工作之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搜集史料和尋訪明朝的降官、皇親、貴族子孫、宦官、門客等各種人士，將聽到的一一記錄下來，和有關史料互相對照。他結識了曹溶、吳偉業、霍達三位名士，他們都是當年崇禎朝的進士，不僅收藏許多外人不可見的秘籍，而且熟悉明末掌故，還親身經歷過不少重大歷史事件。談遷經常和他們往來，討論前朝史事，認真而虛心地請他們對《國榷》指謬，要求借閱他們珍藏的書籍。談遷在北京兩年多，收穫極豐富，但日子並不好過，所遇到困難實在太多，他在《北遊錄•紀文》寄李楚柔書中寫道：「即僕亦泥塗之人也，載浮載沉，深自安於謭劣。世有唾我者，且張吻而受之，庸俟其着面哉。口即拙訥，年又遲暮，都門遊人如蟻，日伺貴人門，對其牛馬走，屏氣候命，辰趨午俟，旦啟昏通，作極欲死，非拘人所堪。於是杜門永晝，而借人書重於卞氏璧，不復可得。主人鄴架，頗同故紙，目翳不開五步之外，飛埃襲人，時塞口鼻。惟報國寺雙松近在二里，佝僂蜷曲，逾旬輒坐其下，似吾塵中一密友也。」除搜尋史料外，他還走訪有關歷史遺迹，如謁十三陵中崇禎帝的思陵，謁西郊玉泉山景泰帝陵，訪問西山和香山的寺院等，將所得如實記錄下來。朱之錫在為談遷的《北遊錄》所作的序中形象地記敘了他在京城辛勤搜尋史料的情形：「鹽官談孺木，年始杖矣，同詣長安。每登涉躡屩，訪遺迹，重趼累繭。時迷徑，取道於牧豎村傭，樂此不疲。旁睨者竊哂之，不顧也。及坐窮村，日對一編，掌大薄蹏，手嘗不輟。或覆故紙背，塗鴉縈蚓，至不可辨。或途聽壁窺，軼事緒聞，殘楮圯碣，就耳目所及無遺者，其勤至矣。累月以往，積若乾牘……」他的勤奮與刻苦從中可見一斑。他去北京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更好地修訂《國榷》，後來還想趁朱之錫在弘文院修書之便，多抄閱一些史料，但當他知道內閣藏書業已「殘缺失次，既無可資訂，遂束身而南」，於一六五六年回到了老家。
由於談遷一生貧寒，無力刻印《國榷》，此書當時並未刊行，只有傳抄本，這樣一來反倒變成好事，躲過了後來乾隆朝編印四庫全書時的蓄意刪改。《國榷》記載從元文宗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權滅亡為止三百一十七年的歷史，尤其是萬曆以後的七十多年更為詳盡，其中關於崇禎朝十七年的史實，以及建州女真的崛起史，後金和明朝的關係方面的史料等，均為他書所少見，使後人能據此和清代所修《明史》相對照，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國榷》，這已是《國榷》成書三百年後的幸事了。談遷以一個普通讀書人的身份，敢於以求真的精神獨自擔起修史重任，且於晚年書稿被竊後發憤重新編撰，又為修訂《國榷》千方百計出遠門上北京，備嘗人生酸甜苦辣，終於完成自己的宏願，為故國留下一部史料翔實的歷史巨著。他的這種精神與傑出貢獻，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