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的遺產及其意義\□劉文飛
圖：索爾仁尼琴
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去世在最近成了一個世界性的話題，這個事實本身就已論證了他的不朽。布羅茨基說：「當我們閱讀一位詩人時，我們是在參與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而在索爾仁尼琴這裡，當我們談論他的死亡，我們也就是在探討他的永生，換句話說，也就是在探討他的文學和思想遺產對於俄羅斯民族和整個世界而言的價值和意義。
受難的先知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1918年生於羅斯托夫州，在他出生前六個月，他的父親在一次打獵中意外身亡，由於母親出身富農，相依為命的母子在當時的社會中備受歧視，甚至曾棲身馬廄。1941年，索爾仁尼琴從羅斯托夫大學數理系畢業，在一所炮兵學校經過短暫培訓後走上戰場，他作戰勇敢，兩次獲勳章，並晉升為大尉。1945年2月，因為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了對斯大林不敬的話，索爾仁尼琴在前線被蘇軍偵查機構逮捕，後被判處8年監禁，先後在蘇聯的多個集中營中服刑。1952年，索爾仁尼琴患上癌症，醫生斷言他只能活幾個月，但是，在不可能獲得精心治療的情況下，犯人索爾仁尼琴的絕症卻奇跡般地徹底痊癒了，索爾仁尼琴後來將此視為神的旨意，目的就是讓他替眾多的冤屈者道出集中營的實情。1953年服滿刑期後，索爾仁尼琴被終身流放至哈薩克斯坦，在當地一所學校任教。在「解凍」之後的1956年，索爾仁尼琴得到平反，在梁贊州一所鄉村學校中擔任物理、數學老師。
1962年，索爾仁尼琴因為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走紅文壇，但是好景不長，他深挖體制牆角的做法很快就為當局所不容，在「解凍」之後復又「停滯」的時期，他被打入冷宮，在1966－1989年的二十餘年間一直無法在蘇聯發表任何作品。在他將作品送往境外發表之後，尤其是在他於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承受到了當局越來越大的壓力。1974年，他再次被捕，第二天即被驅逐出鏡。他先到西德、瑞士等地，後定居美國。在度過了二十年漫長的流亡生活之後，他才於1994年回到祖國。
遺腹子，單親家庭，出身不好，戰爭，被捕，集中營，癌症，流放，被逐，二十年的流亡……這便是索爾仁尼琴的生活軌跡。這樣的經歷與俄國人心目中的「受難者」形象太吻合了，加之他又在不懈地將自己的苦難結晶為文學作品，不懈地利用他受難者的身份發出各種預言，終於使他贏得了「文學主教」和「思想聖徒」的光環。俄國人同情弱者，更同情受難的文人；俄國人崇拜天才，更崇拜殉道的先知。將這些身份合而為一的索爾仁尼琴，於是就成了20世紀下半期俄國的一個精神偶像。
長於世紀的「一天」
發表於1962年的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標誌着索爾仁尼琴作為一位作家的誕生，無論是在他本人的創作還是在整個20世紀的俄國文學史中，這部作品都佔據着一個顯赫的位置。《一天》是在蘇聯公開發表的第一部以蘇聯集中營為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開了所謂「集中營文學」的先河，為俄國文學中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在20世紀下半期的延續和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一天》只寫了舒霍夫和他的獄友們短暫的「一天」，但這「一天」卻構成了20世紀俄國文學中的整整一個時代。
首先，在索爾仁尼琴本人的創作中，《一天》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奠基之作，它似乎勾勒出了索爾仁尼琴之後創作的發展軌跡，為他的美學風格確定了一個基調，他後來陸續發表的重要作品，如《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島》和《紅輪》，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說是《一天》的延續或變奏。索爾仁尼琴的文學是面向現實的，其唯一的主題可以說就是俄羅斯民族在20世紀的歷史命運，作家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對俄國革命的產生、性質和歷史進行深入的思索，藝術地再現了個人與體制、民族與國家之間的對峙、衝突及其內在邏輯性。他一個人的創作，似乎就構成了整個20世紀下半期俄國文學歷史的一個縮影，一種象徵。值得注意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授獎給索爾仁尼琴，就是為了表彰「他在傳承俄國文學傳統時表現出的道德力量」。換句話說，索爾仁尼琴的文學史意義，就在於其對俄國文學傳統的「繼承」，在於其「道德力量」。而《一天》，正是發端於20世紀中葉的這一俄國「新」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石之一。
其次，《一天》之所以具有「長於世紀」的生命力，可能還在於其中所蘊含的思想史意義。舒霍夫是蘇聯時期集中營裡一個普通的囚犯，正是這個普通人的「普通」遭遇，以及他對於這種遭遇的「普通」態度，才構成了這個文學形象的普遍意義。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此刻舒霍夫一無所怨，他既不怨坐牢的時間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長，更不怨星期天又取消了。現在他覺得能熬過去！謝天謝地，能熬過去，能熬到頭！」舒霍夫的態度似乎在傳達這樣一個命題：對苦難的忍受也表現為一種尊嚴，面對不公正的命運，活下去就構成一種抗議，一個勝利。除此之外，《一天》或許還具有某種更為概括、抽像的象徵意義。舒霍夫在集中營裡度過的「一天」，也完全可能以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為我們所遭遇。生存的艱難，環境的壓力，人與人之間的不理解和隔膜，甚至敵意和殘忍，——所有這些並不僅僅存在於集中營的高牆或鐵網之內，我們甚至可以說，「集中營」或許是無處不在的，我們的每個「一天」或許也同樣都是與環境和命運的抗爭，因此，《一天》或許並不僅僅是寫給某個特定時代和特定社會的讀者看的。每個看重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人，每個身處逆境卻依然不屈服於命運的人，都一定能在索爾仁尼琴的《一天》之中獲得慰藉和啟迪。
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
索爾仁尼琴是一位「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作為蘇聯炮兵軍官的他，卻敢於對最高統帥斯大林說長道短，並因此惹火燒身；《一天》發表後，他受到赫魯曉夫和官方的空前重視，甚至被列為蘇聯最高獎列寧獎的候選者，但不善於見風使舵的他終於被驅逐出境；到了美國之後，他並沒有因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卻很快就批評起了「惟利是圖」的美國社會和美國式的價值觀來，在著名的《哈佛演講》中，他甚至稱美國為「惡的帝國」，引得美國當局和許多美國人對他大為不滿，很快就被當成了一個「忘恩負義的孤僻老頭」。
1994年，索爾仁尼琴豪華的、凱旋般的歸來曾轟動整個俄國，而俄羅斯人眾星捧月式的歡迎也讓他有些飄飄然，回國之後，他頻繁地會見記者，多次發表電視講話，還在俄國各地「視察」，宣傳自己的主張和理想。他以及他的擁戴者們都以為，他們的政治理想就要實現了，俄國將迎來一個政治的春天。但是不久，人們不無驚訝地發現，這位智者又一次成了「持不同政見者」，他對現實社會不滿，對當政的統治階層不滿，經常公開抨擊葉利欽等人。在他80歲生日時，他公開拒絕了葉利欽頒發給他的聖安德烈勳章，並稱他「不能從一個將俄國帶入當今災難的最高權威那裡接受獎賞」。普京時期，索爾仁尼琴與當局的關係似乎有所緩和，很多媒體都刊登過普京與索爾仁尼琴握手的那幀照片，但就在這張照片上，面帶微笑的索爾仁尼琴在接受普京的祝賀時卻並沒有站起身來，這似乎讓人能從中感覺到某種保留態度，因為，普京對抗西方的外交政策固然能贏得索爾仁尼琴的稱讚，但是普京竭力強化中央集權的國內方針卻未必會得到索爾仁尼琴的肯定，因為索爾仁尼琴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恰恰就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民主，是地方自治，是「人民的自我管理」。
就這樣，無論何時何地，索爾仁尼琴似乎都形成一個抗議，構成一種挑戰。對於一位真正的社會思想家來說，這種姿態與其說是一種刻意營造的自我表現，不如說是其人格和思想之內在驅動的結果。這種對峙的姿態，往往比具體道出的話語更有意義。在每個國家和每個時代，附庸主流意識形態的都大有人在，相比之下，掌握着「部分真理」的「思想異端」，其存在便顯得更加可貴了，它至少可以維繫社會思潮的平衡。也許，與權力保持對峙，至少是保持距離，才是真正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應該選取的最佳位置；也許，思想和文化只有在與政治的衝突中才能體現其意義，豐富其內涵，並煥發出真理的光輝。
索爾仁尼琴的「新斯拉夫主義」
在蘇聯解體前後的20世紀90年代，面對持續動盪的俄蘇社會，索爾仁尼琴進行了深刻的思考，並相繼寫出了他的「政論三部曲」，即《我們如何安置俄國》、《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和《傾塌的俄國》。在這三部政論性小冊子中，索爾仁尼琴似乎已經不滿足於通過文學作品體現其思想觀點的「間接」手法，而乾脆直抒胸臆，就事論事，對俄國的歷史和現狀、特性和命運，乃至問題和藥方，都給出了獨到的論述，較為集中地表達了他的「新斯拉夫主義」的思想。
索爾仁尼琴的三部政論作品有兩個貫穿的思想，一是對人民的「自我管理」方式的倡導，一是對俄羅斯民族特性的強調。實行「自下而上」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民主，這既是索爾仁尼琴給出的改革出路，也是他政治主張的核心。他認為，俄國的力量、精華和希望，全都積澱在俄國的深處和底部，只有從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發，體現最普通人民的願望，俄國的復興才有希望，俄國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文化獨特性和發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顯。在談到俄國的歷史和現實時，索爾仁尼琴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提到西方，或是拿西方做比對。索爾仁尼琴面對西方的態度大體是這樣的：歷史上的西方，多是加害於俄國的，西方世界對俄國一直懷有敵意，在俄國強大的時候，它會千方百計地利用它，或削弱它，在俄國衰弱的時候，它又總是幸災樂禍，並常常趁人之危幹一些不地道的事情。當今的西方世界，雖然「萬事如意」，卻是一個文化垃圾的策源地，它給俄羅斯民族的精神健康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更為可怕的還有一點：西方還總是對俄國構成一種虛妄的誘惑，讓俄國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取向不時地左右搖擺，無所適從，從而極大地影響到了俄羅斯人民族自信心的樹立以及俄國自主發展道路的開闢。
可以看出，在對「下層」和「西方」的認識上，索爾仁尼琴和俄國歷史上傳統的斯拉夫派大體上是一脈相承的，但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比較，索爾仁尼琴的心態似乎更為複雜一些，置身於「傾塌的俄國」，他的語氣中已經少了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在面對西方時的自得甚至優越感，他不得不承認當今的西方相對於俄國的「先進」和「富足」，但是，他卻沒有因此而放棄對俄國獨特發展道路的堅持，對俄羅斯民族的「精神優越」的鼓吹，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對傳統斯拉夫主義的核心進行闡釋和發展，索爾仁尼琴無疑需要一種比「老斯拉夫派」更多的勇氣和更大的自信。
從《我們如何安置俄國》的開出藥方，到《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的反思歷史，再到《傾塌的俄國》的針砭現實，深深關切着俄國的索爾仁尼琴，在近10年的時間裡始終在思考俄國的命運，被稱為「俄國文學主教」的他，卻一度放棄文學作品的寫作，轉而寫作了這組政論。他以俯瞰歷史、指點江山的豪氣，帶着干預現實的勇氣，再一次扮演了先知和布道者的角色。他和他的思想無疑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我們如何安置俄國》的印數據說高達二千七百萬冊。當然，將以「地方自治會」為代表的自我管理體制視為俄國的唯一出路，不從特定的歷史和時代背景出發去對某位君主或某種體制作出評判，對除俄羅斯民族之外的任何一個民族都持有程度不等的偏見和敵意，索爾仁尼琴的這些觀點和立場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他讓婦女返回家庭的主張、稱弗拉索夫的俄奸部隊是「人民之聲」的說法等，就是幼稚和可笑的了。但是，我們感到，比起索爾仁尼琴言說的內容，他言說的方式和姿勢，或者說，他挺身言說的行動本身，卻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他的這些思想雖然似乎並不構成一個嚴密的體系，卻使他成了俄國文化史中又一個集文學家和思想家於一身的大家；他的理論最終未能成為當今俄國的一副濟世良方，卻無疑能使索爾仁尼琴在20世紀的俄國思想史中佔據一席之地。
俄國新出的一部文學百科全書在關於索爾仁尼琴之詞條的最後，有這樣一段文字：「在18世紀和19世紀，俄國文化塑造出了一種先知作家的形象，這樣的先知作家用自己的語言抨擊虛假，傳播真理。索爾仁尼琴或許就是將作家天賦和布道者使命自然地合為一體的最後一位俄國作家。他簡潔地表述過自己生活唯一的崇高意義：『我在書寫俄國歷史的真理。』」真不知索爾仁尼琴之後的俄國，該如何來彌補這個因他的離去而出現的巨大的思想空缺。普希金去世後，果戈理曾感慨：「這樣的俄國人或許兩百年才能再出一個。」雖然此後不過幾十年，就湧現出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等「成群的天才」，但果戈理關於普希金對於俄羅斯民族之重要性的估價無疑仍是合理的。索爾仁尼琴自己在與一位蘇聯高官的交談中曾驕傲地說過：「我想毫不謙虛地對您說：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存在20年、30年，甚至50年。」在索爾仁尼琴離去之際，我們也不妨大膽地預言一下：另一個像索爾仁尼琴這樣的文化偉人的誕生，俄國或許將不得不再等上幾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