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抗戰烽火中誕生的報紙──紀念香港《大公報》創辦七十周年\王鵬
圖：圖為港館同人合影（一九四○年）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天津、上海先後陷落，《大公報》天津版、上海版相繼停刊。《大公報》負責人張季鸞、胡政之、曹谷冰、王芸生、李子寬、張琴南等未雨綢繆，及時決策創辦了漢口版。張季鸞親率報社一部分編輯和經營人員到漢口創辦漢館，曹谷冰、王芸生繼而赴漢；胡政之則暫留上海，繼續處理善後事宜，並研究規劃《大公報》如何繼續創業。胡政之預計，日軍的侵略是無止境的，漢館也不會長久，惟有香港是英國管治地，暫時不會有淪入敵手之虞。無論從國家民族利益着想，從抗戰的需要出發，還是從《大公報》利益着想，都必須另闢蹊徑，創建新的基業。恰在此時，《大公報》從國外訂購了一些捲筒白紙積壓在廣州、香港，也需要有人處理。於是，胡政之派記者張篷舟南下香港，處理捲筒白紙的積壓等棘手問題，並順便考察一下香港的報刊市場，特別是中文報紙的發行問題。
一、籌建和創辦
張篷舟於一九三七年底到香港，迅速解決了捲筒白紙轉運問題，同時詳細了解了報刊特別是中文報紙的市場和發行渠道問題，還給《大公報》漢口版寫了大量的專電和通訊。他及時將考察情況電告胡政之，認為彈丸之地的香港，中文報紙的發行還是有餘地的，並可輻射中國內地的東南各省以及東南亞各國，但也有人地生疏、港英當局阻撓等困難，利弊兼而有之。隨後，胡政之和張季鸞相繼赴港考察，為是否創辦香港版做最後的決策。胡政之、張季鸞權衡利弊之後，決定創辦香港版。《大公報》骨幹李子寬、楊歷樵、李純青、王文耀等也迅即到港與張篷舟會合，直接參與港版創辦的籌備工作，後又從漢館調許萱伯到港。他們克服種種困難，辦好了申辦、租房以及勞工局、衛生局的登記手續。一九三八年三月初，胡政之親自到港督陣，為港版的創刊做最後的努力。館址選在香港皇后大道中三十三號三樓。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大公報》香港版終於創刊了，創刊號繼滬版署一二三八四號。一九三八年「八•一三」是上海抗戰一周年紀念日，此日創刊，寓「堅持抗戰、薪火相傳」之意。港版每天出兩大張，共八個版，每版十三欄，定價零售每份港洋三仙，每月六毫；後又增刊《大公晚報》，每天午後出版兩大張。胡政之為香港《大公報》創刊號撰寫了題為《本報發行香港的聲明》的社評。社評說：「我們是天津報。幾十年來，南華同胞，本來給過我們不少援助。……自今日起，我們兼發行香港版。此事籌備，已歷數月，今天才得與粵港同胞見面。我們此舉，純因廣東地位異常重要，中國民族解放的艱難大業，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要非常迫切。所以我們便參加到粵港同業的隊伍裡面來，想特別對於港粵及兩廣各地的同胞，與南洋同胞，服務效勞，做一點言論工作。」社評還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這一年的嚴重外患，毀壞了我們國家人民多少事業，本報是民族事業中的渺小一分子，當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獨心不死，人亦未死。雖然備歷艱危，而一枝禿筆，卻始終在手不放。」社評最後說：「當今香港版發行之日，請求香港各界同胞，兩廣各地同胞，以及南洋一帶的僑胞，特別愛護、特別指導，尤其望廣州黨政軍當局常常就近指示我們一些方針。」創刊後幾天，有香港黑社會中人僱用的孩童前來鬧事，他們口出不遜，搶報撕毀，演了一齣鬧劇。胡政之只得請人出面調解，一場風波才得以平息。
港館開辦初期，胡政之工作相當勤苦，運籌大小事務，忙得不亦樂乎。張季鸞經常是把重慶版交給王芸生主持，隻身到港幫助胡政之把握言論。胡政之、張季鸞默契配合，從港館人事佈局下手，配備強有力的編輯班子，確實起到了骨幹的作用。胡政之和張季鸞對手下的編輯記者既愛護有加，又嚴格要求。有一天張季鸞來到報館，對梁厚甫說：「真是辛苦了，你翻譯的稿子，翻得不錯。今天早上我一口氣讀下去，有如長江大河。」其實，梁不知道，他的這篇翻譯稿質量並不高，同人間頗有微詞。張季鸞是為了鼓勵他才說這這番話的。張季鸞走到寫字枱前，寫了一張條子，回身遞給了梁，說：「我加你每月四十港元的薪金。」當時，梁每月的薪金是六十港元，增加三分之二。他又對梁說：「今天輪到我寫社評，我不想寫了，由你代勞。社評寫好後，交夜班編輯主任。」因張季鸞身體不好，以後梁又替張寫過幾篇社評。據李俠文回憶：「對於青年同事，季鸞先生總是以鼓勵為主，獎掖有加。我寫過一篇有關行政效率的社評，那是當時時髦的話題，我沒有過什麼研究，無非一些書本知識。恰好翌日編輯部同人在資料室開會，他問起這篇社評是誰寫的，並當眾加以讚許。」另據曹世瑛回憶：「香港版的翻譯人員多是報界的新人。有一次，一條英文外電漏掉了一個否定詞『不』。如果對時事有所了解的話，本來可以察覺，結果登了出來。胡政之生氣地說：『頭等報紙，三等翻譯！』為了提高編輯人員的素質，他建立了編輯部座談會，每周一次，由主要編輯、翻譯輪流主持。第一次是他自己，首先回顧一周大事，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然後由大家發表意見。這個活動持續了一段時間。」再有就是胡政之資助副刊編輯蕭乾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系擔任講師，為蕭日後的記者生涯創造了條件。
香港《大公報》自創刊後，始終堅持宣傳抗戰，揭露賣國行徑，深受讀者的歡迎。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該報獨家登載日汪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原件，並發表社評《揭露亡國的「和平條件」，日閥的毒辣汪兆銘的萬惡》，在社會上和新聞界引起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另外，該報的《文藝》副刊，也是吸引讀者的版面。副刊的先後編輯蕭乾、楊剛團結了一大批進步作家，還發表了許多延安作家的作品。據不完全統計，該報副刊《文藝》共發表延安作品一百一十八篇，起到了為抗戰服務的目的。
儘管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大公報》「文人論政」的辦報風格與這座城市似乎不太相容，但《大公報》本來就很注重報道經濟和社會新聞，因此不難適應這個商業性城市。經過港版同人的努力，發行範圍逐步擴大，曾經達到發行五這個萬份╱日。金誠夫在回憶中說：「世界各地，凡有中國使領館、中華會館和中華學校的地方，幾乎沒有一處不是本報港版的直接訂戶。這種情況，為國內任何地點辦報所未有。」由此可見，《大公報》香港版在中國南方沿海和東南亞各國等地都擁有很多讀者。
港版創辦後，《大公報》從內地相繼調來業務骨幹，也招聘了一些新秀入館。他們中有金誠夫、徐鑄成、許君遠、蔣蔭恩、章丹楓、曹世瑛、蕭乾、杜文思、方鉅成、馬廷棟、李俠文、楊剛、梁寬（厚甫）、麥雋曾、麥埃曾、黃達才、黃微華、彭育堂等多人。
為節約開支，一九四○年胡政之決定把館址從皇后大道搬至利源東街一幢三層的陳舊木房裡。
二、香港《大公報》被迫暫時停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遭遇敵寇陸海空軍圍攻。九龍先陷，香港本島在敵軍的日夜圍攻之下，飛機大炮之聲不絕於耳。及至十三日，形勢愈見險惡，香港《大公報》只得忍痛停刊。在停刊號上，港館編輯主任徐鑄成撰寫了題為《暫別香港讀者》的社評，希望與讀者互勉，在任何情況下，保持民族大義和中國人之氣節。文末引文天祥過伶仃洋詩作結：「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香港《大公報》同人居住於羅便臣道及西摩台兩宿舍。有一天，羅便臣道宿舍突中六發炮彈，樓下及二樓各中一枚，毀室而未傷人，一枚中四樓窗外未爆炸，另三枚中屋頂，因建築堅固未炸穿，可謂大幸。二十五日，香港陷落，當時胡政之適亦在港，無法離去，他於棉袍下襟角內，暗藏圓形銅鈕扣三枚，萬一被敵人發覺，即預備吞服，以免受辱。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胡政之冒險乘舢舨渡海後，步行赴惠州，才免遭災難。
就這樣，香港《大公報》在日軍的入侵之下，暫時停刊，它以三年又四個月的辦報經歷，載入了中國現代文化抗戰史、新聞史和大公報史。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大公報》渝桂兩版同時刊登《本報港版停刊經過》，向國內讀者表達了港館同人與祖國同命運的堅定決心：「我們對於港館前途的危難，本早有預感，所以在一年半前便着手籌設桂館，俾同人有繼續為國服務之崗位；但同時，又因為香港為對外宣傳之重點，非至最後，不能放棄。因此，我們明知港館必遭毀滅，而不能不忍受犧牲，支撐到底。十二月八日，敵寇悍然發動太平洋大戰，香港首當其衝，經十八天的抵抗後，終於淪陷！本報同人，與在港僑胞同歷艱危困苦，幸而今日已先後脫離虎口，回到祖國懷抱來了，而本報的資產損失，則達二百萬元以上！」
這篇《本報港版停刊經過》繼續寫到：「（九龍棄守後）我們為着要在呼吸還自由以前，趕速對社會作一明白交代，便決定於十三日停刊。……在停刊那天的社評中，我們鄭重和讀者告別，說明局勢已到了最後階段，黑暗已將籠罩此孤島，但祖國前途則日見光明，希望大家能珍重自愛，保持清白，使我們每一個僑胞，於曙光照臨此孤島、歡迎祖國之戰士時，衷心毫無愧怍。這幾句話，一面是勉勵僑胞，同時也正是本報同人的自誓，明白向讀者宣誓：我們在任何的折磨威脅下，將決不屈服。」
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才得以復刊，並出版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