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星和他的《新中國經濟史》\王夢奎
圖：本文作者王夢奎（右）與蘇星合影
四月二十日上午，我冒雨到八寶山送別蘇星。走出告別廳，依然大雨滂沱，久久不止，在北京的春天很少見。天淚為他送行。
我一九六四年大學畢業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在新成立的第八組編輯《內部未定稿》。此前《紅旗》雜誌有七個編輯組，蘇星是經濟組的組長。報到不久即被派往通縣參加農村「四清」運動，蘇星是我所在的宋莊公社翟里大隊第二生產隊「四清」工作組的組長。「文化大革命」中又和蘇星一起在「五七幹校」幾年。因為是老領導和經濟研究同行，又同在北京，近三十年來不斷有些交往。
去年二月聽說他患病，我曾到他家裡看望。他說是食道癌，每周到醫院作一次治療，同時用中西藥物。他告訴我，還想再做兩件事：一件是編一本《我的理論生涯》，不少是現成的稿子，需要新寫的不多；一件是修訂《新中國經濟史》，主要是補充和更換一些材料，核實一些事實，這要費些功夫。對於一個年過八十並且身患絕症的人來說，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蘇星寫東西從來都是自始至終自己動手。但見他泰然自若，平靜一如往日，我心裡踏實不少。蘇星除了讀書寫作，沒有別的愛好，只是多年習慣，每晚喝白酒一二両，佐以幾粒花生米。晚年酒量增加，並且愛喝滾燙熱茶，不知食道癌是否和這種生活習慣有關。
八月收到蘇星簽名本《我的理論生涯》，字跡已經顫抖得厲害。《新中國經濟史》修訂本印成時，他已經病危住進醫院。我從中央黨校出版社看到書稿的改樣，有些字跡顫抖得幾乎難以辨認，由此可見他的頑強和執著，很受感動，也有些悲愴。這是他留給讀者的最後的心血。
蘇星長期從事教學和編輯工作。建國初期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一九五九年調任北京市委《前線》雜誌編輯部副主任，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任《紅旗》雜誌經濟組副組長、組長。一九七九年以後主持過《紅旗》雜誌和《求是》雜誌的工作，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八年擔任過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在繁重的教學和編輯工作之餘從事經濟研究，竟能有專著和文集十多種問世。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和于光遠共同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教科書；他自己用力最多也最看重的，是《新中國經濟史》。一九九九年《新中國經濟史》初版時，他寫過一篇《積之四十年》，詳細敍述醞釀和寫作的經過，說為寫這本書，從積累資料、參加各種會議、深入調查研究、專題寫作到集中精力成書，大約花了四十年時間。如果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積累資料，到二○○七年補充和修訂，那就是五十年時間了。可以說，這是他一生的心血。
《新中國經濟史》從醞釀到成書，前後經歷四十年或者說五十年，但集中精力寫作則是在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即他七十歲到七十三這三年。此前雖然有多年積累，但由於負責教學和雜誌編輯工作，專門從事研究的時間畢竟不多。為了能集中時間研究新中國經濟史，他在九十年代初為自己定了十條守則，其中包括：不掛名主編、副主編和編委會主任；不給校外收費班講課；不專程到外地講學；不擔任經濟實體或準經濟實體以及民辦高校的董事長、名譽董事和顧問；不擔任和經濟學無關的學會、研究會的會長、顧問或理事；不擔任掛靠在中央黨校的學會、研究會的會長，等等。平日十分謙虛隨和的蘇星，這裡表現得多麼堅定和特立獨行！為了爭取時間，他更於一九九五年兩次寫信給當時的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胡錦濤同志，請求辭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職務，並終於獲准。他在信中說：「我想搶一點時間，撰寫一本《新中國經濟史》。我親身經歷了這一歷史時期，而且一直在積累這方面的資料和研究一些專題，具有我這樣條件的人現在已經不多。這本書如果寫得好，對於人們正確認識過去，自覺地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能會有一點用處。我現在身體還好，能集中精力做一點事情，年紀再大怕就寫不成了。」這又是多麼清醒明智和難能可貴的決定！
《新中國經濟史》用大量翔實的史料，包括統計資料、當事人回憶、有關研究成果以及作者親身工作經歷中的寶貴積累，簡明扼要地反映了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歷程。對於新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國有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幾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和執行過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有脈絡清楚的交代。作者擺脫完全按年代順序而突出重點問題的框架設計，恰當地把握了建國後五十年經濟發展和政治變動的關係。對於有重大影響的政治事件，例如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文化大革命」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都結合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而作了分寸恰當的表述。這不是一本純學術著作，但也不是以經濟資料作實例的政治教材，而是追求歷史研究和政治路線教育相結合的經濟史書。作者主要是寫給年輕人看的，我以為做到了以史見政，寓政於史，便於讀者從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理解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前進道路的艱辛歷程，從中受到真切的政治路線教育。這本書文風樸實，深入淺出，枯燥的經濟史能夠娓娓道來，敍事舉百端而能見其概要，使外行人有閱讀興趣，內行人讀了也能受益，這是同類經濟史著作中不多見的。
蘇星是有心人，為寫《新中國經濟史》積累了不少稀有的資料。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二○○○年出版的近五十萬字的《新中國經濟史資料選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些資料，大部分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紅旗》雜誌社約人撰寫或者編印的，屬於內部資料，印發的範圍很窄。編寫這些資料的人，多是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親歷者，所說情況翔實具體。蘇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但把這些資料一直小心地放在身邊，從北京帶到「五七幹校」，又從「五七幹校」帶回北京，使這些資料得以完整保存。現在別的單位或個人恐怕不會再有這些資料了，所以顯得珍貴。蘇星保存下來的，還有他一九六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參加陳雲召開的煤炭、鋼鐵工作座談會近十五萬字的記錄，二○○五年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是一份難得的經濟史料。三十三次座談會，每次都有記錄，每個人的發言和插話都有記錄，反映着蘇星一貫的一絲不苟的工作精神。蘇星多次說過，參加這些座談會對他寫作新中國經濟史有很大啟發。
這裡我想說一件和這次煤炭工作座談會以及蘇星有關的事。一九八○年內部發行的《陳雲同志文稿選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收有一篇《在煤炭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標明時間是一九六一年十月，稿子是從陳雲辦公室得到的。一九八六年《陳雲文選》公開出版發行，陳雲在審閱書稿時說，這篇文章不是他寫的，他在煤炭工作座談會上沒有講話。雖然陳雲一九六一年十月主持過煤炭座談會，而且文章從文風到內容都很像陳雲的，還是撤掉了。我參加《陳雲文選》的編輯工作，也知道蘇星參加過陳雲主持的煤炭工作座談會，就把這個情況告訴蘇星，以求進一步落實。蘇星說，那篇文章是他當時根據陳雲在座談會上的多次插話和整個座談會的精神整理的。現在讀到公開出版的蘇星記錄，陳雲確實只有插話而並沒有正式講話。
作為經濟學家，蘇星很注重現實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所以，他的經濟著作，儘管理論思考未必都很深，但都很扎實，絕沒有不着邊際的空論。《新中國經濟史》凝結着他調查研究的成果，他的一些比較抽象的經濟理論著作，例如《社會主義再生產的理論與實踐》，也是以現實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為基礎的，在廣義上也可以說是新中國經濟史研究。前幾年學習出版社出版的《蘇星自選集》，四十一篇文章中有七篇實際經濟問題的調查，加上兩篇關於調查研究的文章，共九篇，在那一套「學習理論文庫」幾十位理論家的自選集中是最多的。「文化大革命」中在「五七幹校」，有一次我和蘇星被分派去華北製藥廠拉製藥的廢棄物「泔水」，用作豬飼料。排子車上裝一個舊汽油桶盛泔水，我駕轅，他在旁拉一條繩作輔助，來回大半天時間，一路漫無邊際地閒聊。大概是因為被批判為修正主義，能否再回北京也很渺茫，他有些感慨，說今後搞經濟研究，恐怕非長期在基層不可。我說那樣太閉塞，可能成為費爾巴哈晚年。雖然我的說法也許不無道理，但終究只不過是徒託空言的一種「說法」而已，蘇星卻勇敢面對現實並且身體力行，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對「五七幹校」的所在地石家莊郊區杜北公社東營大隊作了經濟調查，僅《我的理論生涯》一書中記述的梗概就有三千多字。他的《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道路》一書，也是在「五七幹校」寫成的。這本書雖然難免受到當時「左」的思想影響，而且作者多次作過嚴肅的自我批評，但畢竟為日後的研究打下了至少是史料搜集整理方面的基礎。
二○○○年收到蘇星寄的初版《新中國經濟史》時，我曾寫信給他說書收到了，容讀後報告感想，但當時並沒有兌現。在他生命垂危的時候，今年三月二十日，我到三○一醫院看望，那天恰逢他精神好，神志清醒而且能夠言語，我說了對《新中國經濟史》的看法，並且感謝他幾十年來對我的幫助。他有些激動，緊握着我的手，說：謝謝你，再見了。生離死別，都忍不住熱淚雙流。我再三回首不忍離去，他一直目送我離開病房。
時間過得真快。一九六四年參加農村「四清」運動時，蘇星只有三十八歲，但已經明顯謝頂，慢條斯理，謹言慎行，儼然一副老教授派頭。他一生保持着這種風格。近來重新讀了他的一些著作和自述性文章，有不少感慨，也不免引起許多往事的回憶。這篇文章，算是實踐我的諾言，也是對蘇星的一點紀念。
（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