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名校華裔校長田長霖/葉 周
圖：田長霖（右）接受本文作者採訪
位於美國加州北部的伯克萊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充滿了學術自由氣息的名校。上世紀七十年代風靡全美的反越戰運動，伯克萊大學堪稱燎原之地。在學校南大門有一個不大的廣場，被稱為自由廣場，什麼人都可以站在那裡表達觀點，發表言論。至於有沒有聽眾，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經常見到有人在那兒滔滔不絕，可惜只是聽者寥寥。
說到自由的校風，還可以舉出一例：有位學生為了抗議學校用動物做實驗，就爬上了學校最高的塔，在塔頂懸掛了一個「人巢」，並接連數日躺在裡面。警員只能等在塔下，等着那個學生抗議完了下來自投羅網。還有一次，十幾個男女學生不知為了什麼，在校門前廣場上脫光了衣服，裸體示威。還有一位學生堅持數日，一絲不掛的走進教室上課，為此校方不得不採取對策，設置禁令。
就是這樣一所名校，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有一位華裔校長以他在世界科技界的聲譽和管理能力，成功地引導着該校走過了一段艱難時期，他的努力在美國學術界得到廣泛讚譽。他就是田長霖。
田長霖是世界著名的工程熱物理學家，來自台灣。移民美國後憑獎學金讀完大學。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和工程學院的院士，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大學校長。在克林頓總統執政時，他曾經是美國內閣能源部部長的候選人。從校長職務離任後他頻繁往來於兩岸三地促進科技合作，並曾受香港特首董建華委任為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
一九九七年夏季，我數次走進田長霖校長的辦公室訪問他，和他的每一次對話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美國居住這些年，由於職業的關係，接觸了不少移民的故事，感悟最深的是，一個移民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如何擺脫現存的社會偏見，克服自身的狹隘和孤芳自賞的情緒，積極參與社會。只有發揚自己民族文化的優勢，和本土文化交流、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優勢。
那年夏季選舉前，加州的選民激烈地爭論《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存廢，《平權法案》的建立標誌着少數族裔爭取平等權益的一個里程碑。有了平權法以後，少數族裔的選民在就業和求學方面都得到應有的照顧。這年加大校董康耐爾提出廢除平權法的提案，引起民權人士和學生的抗議，田長霖校長不同意加大校董會廢除平權法的決定，毅然宣佈辭去校長。當時我策劃製作的電視記錄片《平權法案備忘錄》用意即在於為當時的歷史爭議作一個見證。
自從《排華法案》在一九四三年太平洋戰爭以後被廢除，以後的移民不會再受到該法案的直接困擾，不會再像以前一樣被關進三藩市灣畔的「天使島」，接受無休無止的審查。但無形的歧視和不平等對待仍然瀰漫在日常生活中。田長霖校長談起一段在大學求學時的難忘經歷。那時他給導師做助教，導師習慣稱他Chinaman（中國佬）。起初他不知道那是一個羞辱中國人的稱呼，每次都樂呵呵地答應。後來和他相熟的白人工程師提醒他：這是一個白人對華人侮辱性的稱呼，尤其不能讓他在學生面前這樣叫你。田長霖這才恍然大悟。他即刻去找導師交涉，他說：以後請你不要用Chinaman稱呼我。教授問：那麼我怎麼稱呼你呢？田長霖說，你可以叫我長霖。教授不悅道：你們中國人的名字這麼複雜，我怎麼記得住這麼多奇怪的名字，什麼叮噹、鏜零……田長霖堅持道：你可以不叫我的名字，但請不要再叫我Chinaman。由於他的堅持，從此以後教授只好不再用這個侮辱性的稱呼，但他也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再稱呼田長霖的名字。每次叫他，都只說：hello, hi……
談到《平權法案》對於少數族裔的必要性，田校長尖銳地指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而不是單一的社會。世俗的人們眼光中也不是無色的，還是會對各色人種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態度。他以自身的經歷為例，說明「玻璃天花板」的阻力無處不在。所謂「玻璃天花板」，也就是在少數族裔的成長和升遷路上會有一種無形的障礙，誰都不會明確去說，可是在作決定時，卻會受到世俗眼光的影響。田長霖說，他每天都在不斷地頂，有時甚至碰得頭破血流。他說話時表情生動，一手撩起前額的頭髮，露出了光潔的前額。並風趣地補充了一句：這也使得我的前額看上去很平坦，沒有皺紋，這樣的唯一好處是人們看不出我的實際年齡了。
自從田長霖上任，就新聞不斷。他上任不久，曾有一個瘋狂的白人，攜槍破窗闖入校長官邸，企圖行刺他。後來被聞訊趕來的員警當場擊斃。
上任後他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九十年代初，加州經濟不景，政府大幅度削減年度預算中的百分之十八，達七千萬元。為避免被解僱，全校百分之二十七的教員申請提早退休或離開。這是伯克萊歷年來遇到的嚴重人才和經費危機。田長霖以他的人格魅力和治校能力帶領學校渡過難關。
公立學校除了享受州政府給予的有限撥款之外，其餘經費，要學校自己籌集。所以校長的職責不僅要管理好學校，還要為自己的學校募集捐款。在經費困難的時刻，田校長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績單，贏得了全校師生的衷心擁戴。他不僅是一位學者和領導者，更是一位成功的市場開發者。經費充裕後，田長霖招聘了大批青年優秀教師充實師資隊伍。在一九九五年的評比中，伯克萊大學被評為全美最優秀的研究學院，百分之九十七的研究生院課程名列全美前十名。
田長霖提到過一個笑話，他的一位外國好朋友曾經建議為他介紹一位口腔整形醫生。那位朋友說：你是名校校長，可是你說英語時的口音太重，經過口腔矯正後，你可以發出典型的英國音。田長霖感謝朋友的好意，但婉言謝絕道：我的口音或許是我的一個特色，別人老遠聽見我的聲音，就知道是田長霖來了。
在美國做一個名校校長是非常忙的，田長霖曾經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一個小本子給我看他當天的日程，從上午八點到晚上八點排得滿滿的。我訪問他的那天下午，他告訴我早上已經坐飛機去洛杉磯開了一個會，剛剛趕回來。他走起路來健步如飛，渾身充滿了活力，臉上總是掛着不倦的笑容。在充滿了自由氣息的伯克萊大學裡，他的身影時時處處為校園帶來了活力。
田長霖教授常說：與美國人在一起，就照美國人的方式習俗去說話、辦事。與中國人在一起，就按中國人的習俗來做。千萬不要洋不洋、中不中而失去自己。他就是這樣融合了中美文化的精髓，在兩種文化的交接中遊刃有餘。
最終《平權法案》被迫廢除時，也是他校長任期的最後一個月，我再度去他的辦公室做訪問，我想在抗爭運動遭受挫折時近距離地了解一個早期移民，現在的名校校長的真實心態。接受採訪時，田校長神情坦然，目光堅定地說：我在美國生活四十一年，不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經歷過許多挫折，但最終都看到這個社會向着更好的方向發展。他充滿信心的言辭對我有很強的感染力，我看到他桌上放着一個小物品——一個瘦削的軀體雙臂前挺堅定地推着一塊巨石。我忽然意識到，這是中國著名的寓言：愚公移山。中華民族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同樣激勵着身居美國的田長霖，這種精神正是移民的楷模，挫折並不可怕，可貴在於堅韌。
當我們的紀錄片完成後，我選擇在該校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田長霖校長也接受了我的邀請，到會作演講。可是就在記者招待會即將開始前，他卻沒有出現。那年頭手機尚未流行，又是周末，根本無法與他聯絡。可是等我懷着遺憾，參加完活動回到家，卻在電話錄音裡聽到了他的留言。他誠懇向我致歉，並說就在出門前家裡出了意外，連發生了什麼事都一一道來。他的謙和、周到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似乎他不是美國的一位名校校長，而是我相熟的一位朋友！
在我的印象中，田長霖教授是一匹不知停息的駿馬，永往直前，總是行色匆匆。可是沒有想到，在他離任僅數年後，他突然病倒了，才六十七歲就告別人世。如同一匹奔馳的馬突然被絆倒了，之後再也沒有爬起來，讓人無比惋惜！他在任期間，大學創立了東亞研究中心，現在這個研究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學校的師生們以此紀念他過早地離開人世，也讓世世代代的學生銘記田長霖教授對學校的傑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