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玩」遍京城無敵手/□李 培
圖：王世襄被公認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玩家」
2009年11月28日離世的王世襄生於1914年，民國剛剛成立，父親在清廷任官，母親是畫家，年輕時就讀於燕京大學。起初，他和晚清紈絝子弟一樣貪玩，但裹挾在20世紀的時代動盪中，他幾乎飽嘗了一個文化人所有的起伏，最終在國難之下進入故宮工作，從單純的「玩」轉向了學術研究和收藏，在文物學家中獨樹一幟，被公認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玩家」。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個人如連玩都玩不好，還可能把工作幹好嗎？」讓人感嘆的是，他玩的很多都屬於旁門偏道，卻又把這些屬於民俗範圍的「玩意」玩出了大名堂，也許這能解釋為什麼他被稱為「京城第一大玩家」。
架鷹走狗鬥蛐蛐
少年的「王家二少爺」養狗、玩葫蘆、養鳴蟲，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氣。他玩過一隻白鷹，那是鷹中絕品，當時叫價一百塊錢，而一袋洋麵粉才兩塊五。王世襄破天荒頭一次託人借錢，買走了這隻白鷹。雖然家中有私塾老師教經、史和詩詞等，但王世襄從小的心思都不在學業上，他對自己的判斷是：「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
但王世襄的好友啟功卻不認同這種說法，他曾說，王世襄的「玩物」是「研物」，他不但不喪志，反而立志。其實，許多被人看作是玩的東西，在王世襄眼裡都是艱苦的學問。他曾說：人生價值不在據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使之上升成為知識，有助文化研究與發展。他把架鷹走狗鬥蛐蛐這些「遊手好閒」的東西加以描述和總結，使之升格，一變而成為了文化。
即使再「雕蟲小技」，王世襄都「玩」出了名堂，他曾經出版過《中國金魚文化》、《竹刻藝術》、《北京鴿哨》、《蟋蟀譜集成》、《說葫蘆》、《明代鴿經清宮鴿譜》等等。他收藏的東西除了傢具這樣的大傢伙，還包括蛐蛐罐、鴿哨這樣的小玩意兒，同樣都非常精深而成一領域之專家。
著作半年重印四次
儘管後來被打成右派並被故宮除名，無論人生際遇如何，王世襄從未放棄陽光的心態、豁達的心胸，他的興趣幾乎無所不涉，並由玩而成家。除對書畫、雕塑、金石、建築諸多方面有精深研究著述外，他還花費畢生精力投入那些當時尚較少有人注意的領域，包括傢具、樂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則例等，如豢養鴿、鷹、犬、蟋蟀等的專用工具等，都有豐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在文物學家中獨樹一幟，被公認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玩家」。
2000年，86歲的王世襄將自己一生所寫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聯書店以《錦灰堆》為名出版，書中涉及傢具、漆具、竹刻、工藝、則例、書畫、雕塑、樂舞、憶往、遊藝、飲食、雜稿等十二類。這套奇書出版後一紙風行，成為從事收藏和鑒賞者的必讀書，半年內重印四次。
著名文物專家羅哲文說：「在文博界，王世襄可以說是第一流的專家，年高、資深，當然術業有專攻，很多專家某一方面的研究可能很深，但是能夠像王世襄那樣既深又博的，卻很難找到一個。他的生活環境、經歷、個人關係很多方面造就了他『京城第一玩家』的地位，現在很難再能夠出像他這樣的人。」
全家擠在櫃子裡
王世襄在京城還有一個外號，叫「櫃人」，其一是因為「櫃人」音同「貴人」；其二是因為王世襄家裡堆的古代傢具實在太多，連自己的傢具都沒地方擱，老先生有時晚上睡覺只能睡在櫃子裡。
黃苗子第一次走進王世襄家時便驚訝地發現，精美的明代傢具居然堆滿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間。高條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傢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顯露木紋的花梨木長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編藤面的榻上，堆放幾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書案邊上的坐具是帶腳蹬踏的南官帽大椅，結構精美的明代臉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黃苗子和郁風看見，王世襄常常把傢具扛進扛出，除了去修理外，他還不時將傢具扛出大門，僱平板車運到照相館去拍照。
現在的收藏界與錢掛鈎，非常浮躁，王世襄介入收藏卻因為癡迷。1945年以後，王世襄騎着車，東拾西撿。那段時間，鄰居們總會看見王世襄騎着車出門，後面有個大架子。他曾說：「那時候這些東西沒有人要，當破爛，很便宜。並且貴的東西我買不起，我都是買便宜的東西。買回來，我請人修，恭恭敬敬請教，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王世襄自稱「書獃子」，在反右已經開始的情況下，他還熱情地邀約黃苗子、郁風以及漫畫家張光宇來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園」住。小院越來越熱鬧，甚至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裡一個不可多得的雅集場所。但由於人越來越多，王世襄便縮回一間漏雨的小屋，將數十件形態、大小各異的明清傢具塞滿狹小的空間。兩個明代的櫃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裡面，以至黃苗子專門為這張特殊的「大床」寫了一副對聯——「移門好就櫥當榻，仰屋常愁雨濕書」，橫批——「斯是漏室」。
千金散盡剩一筐
王世襄認為他一生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後收回了幾千件國寶，這些國寶現在都藏在故宮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編寫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飾錄解說》。
王世襄與故宮的關聯始於1940年代。他曾應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在國難頻仍的年代，他們在荒野中尋找中華文明的久遠證據，將歷史傳統重又縫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經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和梁思成推薦，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戰亂損失的文物。當時，許多日本和德國的文物販子與收藏家在中國收買文物，伺機盜運出境。王世襄宴請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請他們提供線索。他得知淪陷時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銅器多數被德國人楊寧史買去，於是通過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詳陳原委，終於沒收了楊寧史的青銅器240件，其中包括價值連城的「宴樂漁獵攻戰銅壺」、「商饕餮紋大鉞」等。
「文革」時期，王世襄跑到國家文物局，請求文物局的內行紅衛兵前來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步入老年，雖然王世襄已經遠離了故宮博物院，甚至遠離了主流意義上的文博界，但他依然保持着文人的擔當。他將花費了幾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傢具以半賣半送的方式，給了上海博物館，現在上海博物館外廳那些傢具都是王世襄當年所藏的。但仍有一件物什是王老始終珍藏的，那就是他與夫人袁荃猷買菜用了多年的提筐。90歲之後，他基本上只談鴿子，還為了保護鴿子的事情專門上書溫家寶總理……王世襄背後，留下一段段趣談。
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懷念亡妻的詩中，深情地回憶與妻「提筐雙彎梁，並行各挈一」的情景。他還說，到將來自己辭世之後，請人把這個提筐放在兩個墓穴之間，能與妻子「生死永相匹」。
（摘自《南方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