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董樂山/──《香港日記》之一/
陳為熙遺作 奚瑞森譯
編者按：陳為熙先生（一九二八─二○○八）曾任《大公報》英文版主編，生前用英文寫下大量日記，本報特請奚瑞森先生譯為中文，以饗讀者。因篇幅關係編者曾略作刪節。
（編者按：本則日記寫於一九九九年）認識董樂山，我在北京的一位好朋友，有三十五年了。聽說他在今年早些時候去世，自然深感震驚，他畢竟才七十四歲。我首先想起的是這位我每到北京必去探望的朋友，最後一次見到是去年十月在他家裡。他看上去狀態不好，坐在一張靠背椅上，告訴我說，他在醫院住了四個月，進行放療，剛回來。他一次也沒有提到使他一向具有的開朗性格消失的那個絕症的名字。他說，突變是在他的內臟的兩個器官組織中發現的。影響他的肝的部分已得到遏制，不過，他不能肯定的是向靠近心臟的動脈擴散是否能止住。我告別時心情沉重，但終於見了面還是高興的。
我是一九六四年通過我的妻子美認識董樂山的。當時他們都在北京新成立的第二外國語學院教英文。在一九五八年夏反右運動以後，美和董都被降到某種賤民的地位，不再適合留在原單位工作。在失意前董樂山是一位水平甚高的譯者和編輯，在官方的新華通訊社《參考消息》編輯部工作。《參考消息》是一種每日發行的內部刊物，材料選自西方各大報紙和通訊社，由新華社編輯。《參考消息》是通向外界的唯一窗戶，只有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領導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各組織可以看到。
在反右運動期間，我和美都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部──北京廣播電台的英語部工作。美擔任音樂編輯，我先擔任新聞審讀，成績平平，然後擔任文字撰稿人。美剛從廣州的中山大學畢業。我在加拿大上了四年大學之後，於一九五三年參加北京廣播電台。大斧頭落下來的時候，美和我正打算結婚。
中國知識分子從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得到的教訓是三緘其口，不過他們不久就懂得，甚至緘默也不保險。隨着激烈的階級鬥爭一輪接一輪，許多人除了接受這樣一個難以相信的事實以外別無選擇。
不用說，愚蠢的政治運動帶來的經濟損失是無法計算的。不過，不那麼明顯但卻更為嚴重的是人的精神損失：從諸如人的尊嚴，對他人的尊重和是非感這樣的不可量化的價值的角度來考量。
實際上，年輕的一代已經開始感到無情的政治運動帶來的痛苦。在五十年代中期已經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許多人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不好」就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當然，終極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到來的，那時大中小學一律停課，中小學教師和大學教授被大災難的先鋒紅衛兵當作罪犯看待。數百萬紅衛兵在首都被偉大舵手毛隆重接見後，這些半軍事部隊般的叛亂青年就受到鼓勵在全國鬧革命和大肆破壞，免費乘火車，吃飯也不要錢。但是偉大舵手不久就改變了主意，他發出「最新指示」說，所有學生應該到農村去扎根，「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道「最新指示」只不過是他老人家忽發奇想的事例之一，但卻對整個一代人具有永久的影響。
時代使他們感到幻滅，幾年後他們獲准回城。數以百萬計的昔日反叛青年後來懊悔不迭，悔不該青春年華虛擲，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誠然亡羊補牢之感確實驅使許多人為泄憤而回到課本上去，而且也確有許多人當真奇跡般地進了大學，可是也有多得不計其數的人為環境所逼，隨便找個工作就湊合着過了。
應該說，由於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倡導了為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蒙受了冤、假、錯案的無辜中國人平反的事業，人們應該銘記他的恩德。胡的不可磨滅的貢獻為一九七九年底出現的改革時代有效地鋪平了道路。
在北京廣播電台，在反右運動中美成了受批評和不公正對待的對象，倒不是由於她說得太多。事實是，在運動初期，當全體工作人員被鼓勵有什麼說什麼「來幫助黨改正缺點」時，美幾乎一聲沒吭。所有人都得到保證說不會有報復。可是毛突然改變了主意，鎮壓就開始了。
美的命運是預定的結論，因為她拒絕同大家一道指摘我並拒絕把「共產黨、社會主義和人民的敵人」這樣的污水扣在右派頭上。使得事情更壞的是她不但拒絕與我劃清界限，還打算與我這個可恥的右派結婚。美的故事講到這裡已經說明她沒有絲毫可能再留在對國家安全頭等重要的北京廣播電台。美從來沒有後悔過。當我在荒涼不毛的渤海岸邊服那沒有盡頭的苦役時，她終於在一九六一年離開了北京廣播電台。
一九六一年晚些時候，我奉召到北京去辦摘右派「帽子」的事情，並在新成立的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分配了一個新工作──當翻譯（屬於「監督勞動」，雖然直到好幾年以後我才知道對我的這種嚴格對待），我在CCTV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們全家，包括我們的兩個女兒，來了香港。
作為文化大革命中同一「牛棚」、後來又是五七幹校的「難友」，董和美彼此漸漸相當了解了。
到一九七二年時，把可以說是數以百萬計的幹部送到農村去，並使無數家庭撕裂的主張日益淡漠了。由於佔用了大片良田，農民對這種浪費的做法感到不滿。此外，對人力的消耗也嚴重地妨礙了快要停擺的政府工作。
曾被大肆吹捧過的「幹校」無聲無息地解散了，灰心喪氣的幹部們又成群結隊地回城了。許多人來自我國的邊遠地區。回城的人之中包括像董、美和我這樣的「問題人物」。雖然對我們的指控絕沒有取消，與家庭團圓的前景卻使我們大為寬慰。
回到北京以後我們又有可能時常在我們家或他們家見面了。由於那個年月一般中國人家裡沒有電話，通常在晚上或周日下午進行的這種串門總有點意外驚喜的味道，因為沒法事先通告對方你要駕到。
與我們家一樣，董的家也基本上是十五平方米左右的一個單居。在他家裡，所有三張床都靠牆放。第三張床是他的十幾歲的兒子董一波睡的。在唯一的窗子前面放了一張桌子，既是餐桌，又是寫字桌。在我家裡，我有一張雙人床，是美和她的女兒用的。我睡一張白天摺起來的摺疊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