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務省的「中國通」探虛實/本報記者 張少威
圖：太田學（左四）、吉田光行（左三）等日本官員在外務省會晤中國記者
本月初，應日本外務省的邀請，我與內地傳媒的七位同行一起赴日採訪。當時中日雙方尚未公布習近平副主席訪日的具體時間和日程，在東京一見到日本外務省官員，我們立即打探中日雙方的有關安排。外交官面對記者難免要「打官腔」，我們也非常理解。「實」的問不出來，只好問點「虛」的。對於中日關係的「大問題」，外交官比較願意回答，只不過有時要加一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其實大家心裡都明白，外交官焉敢對記者奢談「個人看法」？
最重視網民聲音
太田學是外務省亞太局中國蒙古課課長輔佐，即中國蒙古處副處長。作為熟悉中國國情的「筆桿子」，太田平時的主要工作是撰寫對華事務的各類文稿，包括外相等高官的公開講話、外務省官員在接受眾議院議員質詢時的預案以及中日兩國談判時日方的初步文件。他對中日兩國的輿論非常關注，因為這直接影響他的工作。舉例來說，日本媒體對涉及中日關係的某件事情做了報道，日本國會議員隨即要求外務省官員加以解釋，這時太田就要起草給議員們的答覆。在媒體報道之後，常駐北京的日本記者可能會要求中國外交部對日方的立場加以評論，這樣中國的媒體也會跟進報道。
太田用非常流利的普通話向記者「訴苦」，「一來二回，一件小事被媒體炒得很大」。他自己最重視中國網民的言論，因為發表言論的網民「人數雖少，但聲音很大」，容易影響政府的決策。
太田學的上司垂秀夫（見圓圖）當初考入外務省時，首選中國作為自己的工作對象國，曾於八十年代在南京大學進修中文，其後作為外交官分別在北京、香港、台北常駐，到過大半個中國，是地地道道的「中國通」。三年前，安倍晉三首相訪華時，提出建立《日中戰略互惠關係》，據說這「戰略互惠」的措辭便是垂秀夫的傑作。去年八月，他出任中國蒙古課課長，在日本對華外交的第一線領導有近五十人的外務省「第一大課」（負責美國事務的部門分為北美一課和二課）。這個課內主管蒙古的只有兩人，剩下的都是中國事務官員。
外務省第一大課
中日美三邊關係是影響亞太地區的重要因素，我問垂秀夫，日美之間是盟友關係，兩國的高層溝通是否比日中之間要多？他立即搖頭，「過去三年多，日中兩國的高層會晤超過二十次；新政權成立還不到三個月，已經有過三次日中外長會晤，日本與中國的高層交往遠比日美之間要多」。
儘管兩國近年有頻密的高層會晤，但中日關係在過去三十餘年中卻經歷了不少風雨。垂秀夫認為，上個世紀七十、八十年代是「友好時代」，九十年代到本世紀的小泉政府時期被稱為「競爭、威脅時代」，現在總體上已經進入了「戰略互惠關係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就是交往增多，問題也多，令外務省的「中國通」整天忙個不停，晚晚都要加班。
垂秀夫的另一位助手岡田勝是外務省「頂級漢語翻譯」，因為這位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的客座教授只在中日領導人會晤時才親自出馬。去年胡錦濤主席訪日時日方首席翻譯是岡田，這次習近平副主席與日本天皇會晤時，在天皇明仁身後的翻譯還是岡田（見A13版）。那天在參加了外務省的晚宴之後，岡田與我們匆匆話別，拉着因娶了中國太太而被稱為「瀋陽姑爺」的下屬吉田光行「打的」回外務省加班。
這種「常規加班」在日本司空見慣。日本政府設立了少子化擔當大臣，可見「少子化」之嚴重。如果日本男人天天加班，少子化恐怕永遠不可逆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