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言「文死諫」/宋志堅
一直認為「文死諫，武死戰」是儒家傳統，卻不知在儒家老祖宗孔夫子那邊怎麼也找不到這個命題的影子。恰恰相反，在孔子的不少言論中都可以看出，他比較注重生命價值，至少不以「死」為最高境界。
孔子說過兩句話，一句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另一句是「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這兩句話都在《論語·子路》中，說的是同一個意思，即要讓老百姓去當兵打仗，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不然則無異於讓他們去送死，這是說當兵的。帶兵的呢？他對子路說：「只知道不怕死的武將，我是不會跟着他去的（「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我們提倡不怕死的精神時總是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孔子說的卻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子路明知衛國政局危急偏偏迎「危」而上，於是「結纓而死」。這樣的「武死戰」，孔子恐怕是不以為然的。
我這裡想着重說的卻是：孔子不言「文死諫」。
《論語·憲問》中有一句孔子的話，叫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處的「危」，當作「正直」解釋，「危言」就是正直的話語，「危行」就是正直的行為。此處的「孫」則與「遜」字相通，本意謙遜，可以理解為謹慎。「邦無道」而「危行言孫」，就是行為依然端正，不失道德底線，言語卻要當心，防止禍從口出。《論語·公冶長》中，孔子說到衛國的寧武子，說他「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把寧武子在「邦無道」時的「愚」大大的誇獎了一番。「愚不可及」這個成語，大概就是這樣來的。人們將此詞理解為愚昧至極，是極大的誤解，此詞的本意，當為大智若愚。魏晉時期「口不論人過」的阮籍，倒是深諳夫子之道的。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話是孟子說。孔子並不認為在「生」與「義」之間只能有一個選項，即求「生」者無義，取「義」者必死。他認為在「邦無道」之時，正直的人可以裝聾作啞，裝瘋賣傻，未必就要犯顏直諫，自取其戮。子思編著的《中庸》一書將它表述為「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並引用《詩經》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做了歸納。所謂的「明哲保身」，大概也是這樣來的。這種思想，有其可取之處，「明哲保身」這個詞彙，原先也並無貶義。畢竟，人的腦袋丟了，是不能再裝上去的。
問題在於，明哲保身也得有一個度，或者說，也得有一條道德的底線：無論慎言、沉默以至於裝聾作啞、裝瘋賣傻，均以不失正直為前提，不以背信棄義作代價。這個「度」很難把握，也很難說得清楚，例如趙高指鹿為馬，要你舉手表決，或移腳站隊，你說是「言」還是「行」？大凡此類境況，所謂的「明哲保身」，弄不好就會與「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及「識時務者在俊傑」等處世格言混為一談，不見了「明」與「哲」而只剩下「保身」二字，成為所有「軟骨頭」的擋箭牌。
至於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對子張說的那一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能減少過失而使「祿在其中」的話，便只是謀官求祿的訣竅，不但要「慎言」而不「危言」，而且要「慎行」而不「危行」，就連「邦有道」與「邦無道」都顧不上了。
其實，中國歷來不乏此類官油子，哪用孔聖人專門去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