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秦牧\□岑桑
圖：秦牧遺像
上世紀四十年代之初，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我在粵北念初中，愛閱讀，開始為報刊上並不稀見的「秦牧」這個名字所吸引，喜愛這位作家筆下文字的尖銳和幽默。解放戰爭期間，秦牧的大量雜文使我更為傾慕。在解放未久的廣州，詩人黃陽介紹我結識了這位心儀已久的作家。那時我才二十出頭，他也不過三十左右，從此開始了我們兩人長達四十多年之久的友誼。上世紀五十年代，秦牧在廣東省文教廳主編《廣東教育》；我在廣州市文化局工作。作為省、市政府文化主管部門聯合組成的電影審查機構的工作人員，我需要常到省文教廳走動，與秦牧見面的機會就多了。秦牧夫人吳紫風主持《聯合報》副刊時，我是該刊的撰稿人，與紫風時有業務往還，因此常愛在節假日前往他們位於東山的家中拜候；秦牧有時也會來到我湫隘的居室回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我成為省作協會員之後，與作為省作協副主席的秦牧接觸的機會就多了。在我心目中，秦牧剛正、善良、敦厚、謙和。正是這種可貴的品格，使他在作家群和廣大讀者中贏得尊敬。我視他如兄長，幾十年來，一直珍惜着與這位可敬兄長的情誼。文學界的許多朋友都覺察到我與秦牧之間的這種並不泛泛的關係。
「文化大革命」以鋪天蓋地之勢驟然而起，秦牧在廣東第一個被推出來祭旗，黨報頭版頭條以特大字號為標題的大塊文章對他進行聲討，聲勢之兇猛，詞語之惡毒，令人驚愕，不知伊於胡底。當時我在陽春參加「四清」運動，被急電召回廣州受審，行前向工作隊的領導──一位「老延安」辭別時，這位老革命便預見到我在這場政治運動中，將不可避免地牽涉到與秦牧的關係。他懇切地提示我，叮囑我在交代與秦牧的關係時要認真小心。閱歷豐富的「老延安」的預見十分準確，與秦牧並不尋常的關係，在「文革」中果真成為我眾多「罪孽」中的一項。人們不知怎的，常會把秦牧與我的關係說得比事實上的要密切得多。有一位朋友在文章中談到我的時候，就曾說我是「師從秦牧」的。秦牧的素養和成就可稱哲匠，堪為我師自不待言，但在文學的意義上我並未「師從」秦牧。我喜愛秦牧的作品，欽佩他的才華，但從來也不曾從寫作上師法過他，沒有在寫作上請教過他；他也未嘗在文學上提示過我。在我的文字中很難找得出「師從秦牧」的痕跡，無論抒發感情還是敘事言理，都無不如此。這也許是因為我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寫作習慣，要師從任何人都很難了。秦牧堪為吾師，是因為他的為人，他的品格，他的精神感動着和影響着我。秦牧著作等身，一套煌煌八大卷的《秦牧全集》已足使他名噪遐邇，然而在我心中，形成秦牧崇高形象的因素，他那卷帙浩繁的雋永之作乃其次耳！我以為秦牧最為可貴的是在他的文字中、言談中以至生活中都有着鮮明體現的人道情懷。他總是那麼親切地眷懷弱者，那麼勉力地支援不幸者；也總是那麼熱心地撫慰別人，成全別人，鼓舞別人，常為別人面臨的困厄境遇而焦灼。他總是想讓別人變得好過一點、歡快一點、幸福一點。湧盪於他胸廓之間的是他對別人命運的深切關懷。與此有關的好些秦牧軼事，常常在他的親友中傳為美談。例如他千方百計為家中的小保姆創設補習條件，讓她終於考上了大學；他不惜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為失業的朋友到處奔走求職；即便素昧生平的讀者來信求助，他也盡力而為，從不冷待。即使連自己也陷於危難的時候，他也熱切地關懷別人的命運。一段情景令我永難忘懷──
一九六八年冬，「文革」如火如荼。秦牧和我都被列為「專政對象」，解送到設於英德黃陂的宣傳口「五七幹校」監督勞動。我們分屬不同連隊，但作為「另類」的待遇則一：我們都是從事最粗最重最髒的賤活的勞工，成為誰都可以踐踏和奴役的賤民，人身自由和作為人的起碼尊嚴都被剝奪了。「專政對象」是連互相對話都不被允許的。據說因為這會予「階級敵人」以「串謀破壞」之機。
那天早上，天很冷，各連隊翻山過嶺，集中校部廣場開全校性大會。「專政對象」也需要到會聆訓。我們這些「另類」站在「五七戰士」隊列後面。朔風挾着雨絲，冷得大家瑟縮發抖。從省革委會宣傳口蒞校訓示的領導口若懸河，沒完沒了，說了許多諸如「地球繞着北京轉」之類叫人摸不着頭腦的廢話之後，才算說了一半，主持大會的校長宣布休息。大家趁短暫的休息時間絡繹前往百米開外的茅廁小解。半路上，我忽然發覺秦牧走在我身邊。他顯得很憔悴，步履蹣跚。只聽他用僅能讓我聽得到的聲音對我說：「你也來了。要挺住！要挺住！」他邊走邊說，聲音很輕，說話的時候裝作看不見我的樣子，因為生怕監管人員發覺我們違規，有「圖謀不軌」之嫌。我也只能輕輕點頭以示謝意，諒他也未必看見。那一瞬間，我感受到一位可敬的兄長對自己如此親切的關愛。在那樣的一個環境裡，感受到那樣的一份深情，真使我刻骨銘心。敬愛的兄長即使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也在關懷着我，鼓舞着我，惟恐我受不住沉重的精神迫害和肉體折磨。「要挺住！要挺住！」聲音很輕，而且業已過去四五十年，但卻一直縈迴我心，未嘗稍泯。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開始從文壇隱退，但樹欲靜而風不止，一位文壇老將率眾籌劃對我發動大規模聲討，但所謀未遂之後，他們當中的一名急先鋒不甘就此罷手，又在某刊物上發難，把我多少年前寫的一篇議論《河殤》的散文端出來問罪。發難者不懂得時已移，世已易，他們過去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經失靈了。他發出的「檄文」根本無人響應。有一天路遇秦牧，兩人站在路旁寒暄。他以為我久不為文，是因為被那一直籌劃置我於大批判中心的一夥懾住了。他對我說：「你還是不要放下筆啊！我行我素，不要因為有人對自己虎視眈眈而縮手縮腳……」在談到發難者那篇「檄文」的時候，秦牧說：「不要理會他！那人正想把你纏住呢！你要是和他打筆墨官司，就會上他的當。不把他當一回事，眼角也不瞧他一瞧，讓他討個沒趣！」我以為秦牧隨便說說便算了，哪想到數日之後，忽接他的電話，他別的什麼都不說，只是一個勁叮囑我千萬不要「回敬」那位發難者。他說：「人家是有備而來的，那是一個圈套。你與他辯論，就正中他下懷了！」
此後不久，便驚聞秦牧大去的噩耗，不禁泫然。
哲人其萎，而音容宛在。日後每次走過那曾偶遇秦牧的路段，眼前都會浮現當年與他站在路旁寒暄的情景；每當想起他那懇切的叮囑，都會令我衷心讚嘆：那是幾番關愛！那是何等情懷！
緬懷故人，往事歷歷。更覺人之一生，價值在功業之上的，是心靈。可不是嗎？比什麼都還要美麗和高貴的，還是像炭火一般溫暖人間的古道熱腸。
寫於秦牧九十冥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