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現代文學史上迷案/馮 進
圖：魯迅（前右三）和周作人（前左三）與中外友人合影
（資料圖片）
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同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學問家、大作家和青年導師，少年青年時代手足情深，後來卻兄弟鬩牆，鬧得後半生老死不相往來。關於兩人交惡的前因後果，他們的朋友相識們七嘴八舌、眾說紛紜，兩位當事人卻諱莫如深，不置一詞，以至於今天還是謎團重重。
我對周氏兄弟的文字都是很佩服的。魯迅擅長寫「匕首投槍」式的小品文，辛辣尖銳，一針見血，固然高明之至。可是周作人的「沖淡」之作，沒有深厚的學問打底，沒有清晰思辨的頭腦和見識，也根本寫不出來。兩人文中意境的對比總讓我想到一句：嶽峙淵停。魯迅的高超識見、敏銳眼光固然成就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一道絢麗風景，周作人的渾厚廣博、耐人咀嚼又何嘗遜色？然而周氏昆仲的「生前身後名」是大相逕庭的。中國當代的文學研究者曾經長期受到政治的干預，鮮能享受不「因人廢言」、不「因人廢史」的奢侈。周作人在日佔時期曾在北平出任過教育督辦的偽職，而一九四九年以後，魯迅在中國大陸被樹立為「革命文學家」的旗幟，「文革」時期更是「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即，只能閱讀和研究魯迅與浩然的作品。因此，周作人研究較之於魯迅研究，難免相形見絀，人氣偏低。幸好最近幾十年大家的膽子慢慢大了，眼界漸漸寬了，周作人研究的資料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學術成果也得以面世。
最近重讀《知堂回想錄》，順帶又讀了一遍陳子善編輯的《閒話周作人》（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關於《知堂回想錄》以後我會另外撰文討論，這裡先談談《閒話周作人》中描畫出的知堂的面目。《閒話周作人》選入短文凡三十餘篇，作者包括周建人這樣的親人，唐弢、賈芝（賈植芳的兄長）、曹聚仁、李霽野、施蟄存、樓適夷等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人，文潔若、張中行這樣的晚輩文人，還有當年日佔時期在北平的中共地下黨員。編者說是選了八十年代以來公開發表且有較大影響的文字，並且廣邀周氏在海內外的門生故交撰文而成集的。這本集子的特色在於既包括了一些過去不為人知的周作人中年晚年生活情況的記錄，也體現了周氏過世幾十年之後，塵埃落定，大家可以較為從容客觀地評價周氏功過的心態。所以，雖然這本集子並不是學術性專著，也不見得面面俱到，可是的確從不同人的眼裡展示了不同的周作人，讓讀者自己做出判斷。
據我看，集中諸文重點闡述的關鍵處有幾點。一是周氏兄弟當年何以交惡；二是周氏在北平擔任偽職的來龍去脈；三是周作人晚年、包括抗戰勝利後坐牢和「文革」前後的經歷。周建人的文章帶了濃重的感情色彩和「黨性原則」，當然是揚魯（迅）貶周（作人）。但他提供的一些資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周作人的個性。據他回憶，兩兄弟交惡，是因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信子奢侈，花錢大手大腳。傭人僱了一堆不說，自家的日本弟弟妹妹乃至父母都要招至八道灣供養，孩子一生病必用專車請日本大夫上門，魯迅曾感慨自己用黃包車拉回的錢趕不上他們用汽車送出去的。在周建人的筆下，信子就是一個不知好歹、歇斯底里的女人。可是在周作人忘年交徐淦的回憶中，五十年代的信子謙恭、節儉，待客周到，並不是周建人文中描述的那樣。是否信子在周作人落魄之後性情大變姑且存而不論，從周建人的文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周作人對於妻子和子女的寵愛甚至溺愛。周作人可能算不上好兒子，好兄弟，但絕對是好丈夫，好父親。當年魯迅到底怎麼得罪了信子，現在誰也說不清，可是周作人當初的表現是第一時間跳出來為太太撐腰，不惜和兄長一刀兩斷、和老母撕破臉皮。大家評價周作人為人溫厚大約是參照魯迅的嫉惡如仇、說話不留情面，殊不知至少在家事方面，周作人也有激烈的一面。
周作人在北平日佔時期擔任偽職當然是他在政治上洗刷不清的污點。據當時中共地下黨領導許寶騤回憶，在前任教育督辦死亡需有人接任的情況下，他曾領命游說周作人，是「兩害取其輕」的做法，不願讓另一個更為「反動」的漢奸得手。周氏自己，據他以後的分辯，是因為更「相信自己」，覺得自己可以為保護中國文化出點力，這才同意擔任教育督辦。然而，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周氏如果就是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或是圖書館館長，估計大家還能理解他是為了奉養妻小和老母（魯迅當時已去世，許廣平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逮捕，無法按月郵寄生活費）。可是這一當官，那就是目標大，聲勢足，原則大大有問題了。分析他當「文化漢奸」的原因，固然有「行刺周作人」一案的陰影（估計是日本人搞的把戲），但更主要的不外是為家室所累，為盛名所累，和為他愛好安逸生活的「樂生」觀念所累。當時周建人、胡適、馮雪峰等人不論出於親情、友情還是黨性，都曾經去函力邀他離開北平去大後方，然而終於都沒有成功。但周作人當了「文化漢奸」，也並「沒有殺人放火」（毛澤東評周作人語）。相反，據他的鄰居回憶，他當年也曾接濟周圍的貧民（見徐淦文）。根據賈芝的回憶，李大釗的兒子和女兒也是因為他的援救，才得以逃出生天，到達延安。
抗戰勝利之後，周作人當然大大倒霉了。先是作為漢奸鎯鐺入獄，在北平和南京的老虎橋坐了將近三年牢。後來終於回到北京與家人團聚，又成為「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非公民」，地位還比不上入中國籍後的信子。不過五十年代有一段時間，他還可以通過翻譯論著為生，這是因為毛澤東的一句話，以每月四百大洋被「養起來」翻譯希臘和日文的著作了。只是好景不長，先是大兒子被打成右派，再是「文革」中家產、藏書、房屋被沒收，自己受到「紅衛兵」小將的武鬥衝擊，最後在八道灣的小廚房中孤零零地死去，至今無人知道確切的死因。這正是應了一句「壽多則辱」。
讀到當年圍繞周作人去不去大後方、任不任偽職的種種曲折經過，我總不免為之扼腕。這倒不光是因為周氏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是因為如此一來，他的文字多年以來一直被視為禁區，他的收藏以及和故交的通信在「文革」中多數付之一炬或不知所終，讓中國現代文學和歷史的研究失掉了多少寶貴資料。真的是「自古艱難唯一死」嗎？不在周作人的處境中，我不願意輕易下道德判斷。然而我又常想，魯迅必不會如此。看看楊杏佛遇刺之後魯迅的表現，就可以知道他始終是「寧折不彎」的硬脾氣。也無怪乎周建人要說這位二哥的性格是「自小性情和順，不固執己見，很好相處，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制和掌握」，一句話，軟弱而有時近於「昏聵」（魯迅的評價）。回顧歷史，周氏昆仲的一生經歷可不就是暗合「剛不可久，柔不可守」的八字真言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