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士托：美國流行樂的意外轉折點
圖：參加過1969年胡士托音樂節的簡·巴爾傑，今年8月15日再度來到卑賽小鎮，和衆多搖滾樂迷一起紀念胡士托音樂節40周年
□1969年8月15日至18日，五十萬青年男女雲集美國紐約上州卑賽（Bethel）小鎮白湖邊一家名叫雅斯格的農場，共享四天三夜的音樂盛會︱︱胡士托音樂藝術節（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後人稱作胡士托）。這場標榜「愛與和平」的反政府、反越戰的搖滾音樂盛會，是40年前美國年輕一代對國家和自身命運前途茫然無措的直接體現，更是對當時美國身陷越戰泥沼的無聲抗議。同時，胡士托也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主流媒體及大衆對搖滾音樂和流行文化的成見。
40年來，胡士托已經成為搖滾音樂節的代名詞。無論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還是一次歷史事件，它的意義都遠遠超越了自身。它是一場打上鮮明時代烙印的人類聚會，是年輕一代對理想化精神追求的一次集體性體現。文化學者說，胡士托濃縮了六十年代最美好的精神，人們去那裡，不只是去聽音樂，更是去體驗，去思索人類的命運和未來。
今年8月15日到17日，近四十萬熱愛搖滾音樂的人們再度匯聚卑賽小鎮，紀念胡士托音樂節40周年。全美各地的紀念活動也紛紛展開，首都華盛頓新聞博物館舉辦展覽：「胡士托40年：流行樂終登大雅之堂」，李安導演的新片《胡士托風波》也於8月14日在美國公映。
承載嬉皮文化
胡士托至今仍被不少人視為是一種體現搖滾精神和嬉皮士文化的音樂會。上世紀6，70年代，美國在越南點燃的戰火如火如荼，欲罷不能。面對這一非正義的戰爭，全美各地揭起反戰大辯論，各大高校的小規模反戰運動更是此起彼伏。嬉皮士運動也在此時進入鼎盛時期。
美國人稱嬉皮士為「垮掉的一代」，其文化和價值觀曾深深衝擊美國主流文化，並影響整整一代美國人。除搖滾音樂外，性解放和吸毒也是其重要標誌。嬉皮士不在乎婚前童貞，甚至在大庭廣眾下性交，他們吸食大麻和迷幻藥，以此宣泄對現實感到空虛、迷惘和悲觀的感覺。他們公然藐視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主流文化和國家體制。胡士托正是誕生於這樣一個歷史環境之下。
追根溯源，胡士托的舉辦要歸功於四個充滿冒險和反叛精神的年輕人：約翰·羅伯茨、喬伊·羅斯曼、邁克·朗和阿提·科恩菲爾德。
1969年初，擁有一筆資金，只聽過一次搖滾音樂會的約翰·羅伯茨和好友，業餘搖滾樂團結他手喬伊·羅斯曼，在《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上登出廣告，自稱「兩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尋求感興趣的投資機會及商業項目」。做過搖滾樂隊經紀人的邁克·朗和朋友，任職唱片公司，常與搖滾歌星接觸的阿提·科恩菲爾德看到了廣告。於是四個年輕人湊到了一起。最初，他們打算在紐約上州的胡士托小鎮合開一間錄音工作室，因為珍妮絲•裘普琳、巴布•狄倫等搖滾歌手都住在充滿藝術氣息的胡士托。
一天，曾舉辦過邁阿密流行音樂節的邁克·朗，提議乾脆結合錄音工作室創辦一個音樂節，這便是胡士托音樂節的雛形。最初，音樂節帶有很深的商業目的，他們預計有五萬人來胡士托小鎮。為了廣售門票，他們在紐約等地一些媒體刊登廣告，高調宣揚搖滾音樂和嬉皮士形象，這些引起了胡士托小鎮保守派居民的擔憂和抵制。最終，小鎮政府部門聲明反對音樂節在此舉行。於是年輕人們不得不把演出轉移到離胡士托不遠的卑賽小鎮，一個方圓600畝大的雅斯格農場舉行。由於農場毗鄰白湖，因此音樂會也常被後人稱作「白湖邊的盛會和瘋狂」。
反戰變成主題
邁克·朗等舉辦者原本希望這個可以容納10萬人左右的雅斯格農場能有5萬左右觀眾光顧就已經很不錯了。然而演出開始後，他們發現大大低估了最初的預料，一共有50多萬觀眾湧進了農場，還有近百萬人因為交通擁堵而滯留在半途。最初預備的帳篷、食品頓時短缺，更糟糕的是，連續兩天的大暴雨使整個農場幾乎變成了一個泥沼和難民營。
但奇跡出現了，在音樂節上，所有人都井然有序；在這個四天三夜的音樂王國裡，沒有任何混亂出現。因為每個人都記住這樣一句話：「你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兄弟姐妹。」在「愛與和平」的號召下，胡士托音樂節變成奇特的反戰方式，成為搖滾精神的永恆象徵。
「50萬人擠在一小塊地方看一場演唱會，居然沒有謀殺，沒有強姦，沒有搶劫，沒有槍擊事件。我想，這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是一個奇跡。」當年以「真、善、美」樂隊成員身份參加音樂節的大衛·克羅斯比說。
在胡士托的泥濘中，許多情侶赤身裸體，甚至當眾做愛以表示回到亞當夏娃的童貞時代。他們用這種返璞歸真的方式表達自己對美國政府戰爭政策的唾棄和憤怒。而在舞台上，嬉皮士時代的諸多明星用他們的聲音來表達對童貞和憤怒的呼應，他們中包括瓊·貝茲、吉米·亨德利克斯、珍妮絲•裘普琳、保羅·巴特菲爾德樂隊、感恩而死樂隊、傑斐遜飛機樂隊、桑塔納樂隊、誰人樂隊、十年之後樂隊等，無不是60年代精神的代表。當結他之神吉米·亨德利克斯演奏起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時，幾十萬狂熱的年輕人在泥漿裡隨着音樂肆意呼喊，激動的觀眾更將指引這個國家前往越南的星條旗撕個粉碎。
傳媒「眼界大開」
胡士托對文化的深遠影響，甚至改變了主流傳媒對流行音樂的態度。40年前，美國傳媒並不認為這個充滿嬉皮士和吸毒者的音樂節有任何新聞價值，因此會場裡的記者寥寥無幾。其中，《紐約時報》初出茅廬的記者巴納德•科利爾並非受報館指派，而是自動請纓。當初他向上司建議報道音樂會時，報館多數高層都不贊同，他們鄙視胡士托，甚至要他在報道時抹黑搖滾樂和嬉皮士，暗示他可以把現場情況描繪成「暴風雨前夕的」、「可怕的」。科利爾作出了生平最重要的決定之一，拒絕從命。結果，他得到執行總編輯詹姆斯•賴斯頓的支持，得以「說真話」。
在沒有手機和電腦的1969年，在人山人海中報道這場樂壇盛事並非易事。科利爾回憶，當年他和同事，女攝影記者瑪吉•卡斯特利亞諾分頭採訪，然後把資料合併起來。由於時間緊迫，他無法重新整理文字，而常常要在腦中把報道組織好，然後致電報館的同事，把文章逐字讀出，為免出錯，幾乎每個詞都要拼兩次。他又要在報道中解釋許多嬉皮士用語，例如groovy（時髦、出色）和reefer（大麻煙）。科利爾在報道中講述了胡士托「和平」與「愛」的精神，並一再強調音樂節沒有發生暴力事件。
科利爾的努力沒有白費。如今，連嚴肅報章都對流行音樂作出認真的報道和評論，科利爾當年的「仗義執言」可謂功不可沒。評論家指出，傳媒對胡士托有所認識後，隨即意識到搖滾樂已不再只是娛樂消閒的工具，而已經形成一股可觀的文化力量。
今年8月，華盛頓新聞博物館特地舉辦了一場名為「胡士托40年：流行樂終登大雅之堂」的展覽，美國廣播公司等電視台也紛紛推出專題節目，回顧當年胡士托如何有助主流媒體公正認識，客觀報道搖滾樂、嬉皮士及流行文化。這些都為後來者理性評價流行文化起到了劃時代的意義。可以說，1969年夏天，胡士托帶領美國流行音樂乃至流行文化，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