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充閭
讀過《大公園》副刊上林楚平的《盡信書，不如無書》一文，頗有同感。他是從資訊的角度來談的，我想就文史作品的寫作闡述一些體會與看法。
如何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這是我在歷史文化散文寫作中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散文必須真實，這是散文的本質性特徵，一向被奉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藝術，惟其是藝術，作者構思時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張開想像的翅膀；必然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作必要的藝術加工。兩者似乎存在着矛盾。尤其是，歷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當歷史成其為歷史，它作為「曾在」，即意味着不復存在──特定的環境、當事人及歷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復原態，只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像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爾說，歷史的真意應是對「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學家選擇、整理史料，其實就是一種文本化，其間必然存在着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沒有經過處理的史料。這裡也包括閱讀，由於文本是開放的，人們每一次閱讀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文學作品需要有細節描寫，因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與個性。《史記》中寫漢初名相「萬石君」父子三人一門恭謹，就採用了大量細節。石奮的少子石慶，一次駕車出行，皇帝在車上問有幾匹馬拉車，他原本很清楚，但還是用馬鞭子一一數過，然後舉起手說：「六匹。」小心翼翼，躍然紙上。太史公通過這一細節，寫出了當時官場中的政治氛圍。
明代思想家李贄講到藝術創造時，說一個是「畫」，另一個是「化」。畫，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觀的、物質的東西化作心靈的東西，並設法把這種「心象」化為詩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飛翔。這就觸及到散文寫作中想像與虛構這一頗富爭議的話題。歷史散文創作講求真實，關於史事的來龍去脈、真實場景，包括歷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舉止行為，都應該據實描繪，不可臆造；可是，實際上卻難以做到。國外「新歷史主義」的「文學與歷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還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種虛擬」的論點，我們且不去說；這裡只就史書之撰作實踐而言。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有過一段著名的論述：「《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當然耳」。「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口角親切，如聆罄欬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原來，「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也正是為此，所以，當學生問到「《左傳》可信否」時，宋代著名理學家程頤回答說：「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再如《史記》，《項羽本紀》中記錄了「鴻門宴」的座次：項羽和他的叔叔項伯坐在西面，劉邦坐在南面，張良坐在東面，范增坐在北面。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為有范增向項羽遞眼色、舉玉玦，示意要殺掉劉邦的情節，他們應該靠得很近；還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項伯用自己的身體掩蔽劉邦，如果他們離得很遠，就無法辦到了。司馬遷寫作《項羽本紀》，距「鴻門宴」大約一百一十多年，當時既沒有錄相設備，也不可能有關於會談紀要之類的實錄，即使有，也不會記載座次。那麼他據何而寫？顯然靠的是想像。
中國文學史上還有一個典型事例。《古文觀止》中有一篇《象祠記》，作者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當時，貴州靈博山有一座年代久遠的象祠，是祀奉古代聖賢舜帝的弟弟象侯的。當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誠地祀奉着。這次應民眾的請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並請流放到這裡的王陽明寫一篇祠記。對於這位文學大家來說，寫一篇祠記，確是立馬可就；可是，他卻大費躊躇了。原來，據《史記》記載，象為人狂傲驕縱，有惡行種種，他老是想謀害哥哥舜，舜卻始終以善意相待。現在，要為象來寫祠記，實在難以落筆：歌頌他吧，等於揚惡抑善，會產生負面效應；若是一口回絕，或者據史直書，又不利於民族團結。反覆思考之後，他找到了解決辦法：判斷象的一生分前後兩個階段，前段是個惡人，而後段由於哥哥舜的教誨、感化，使其在封地成為澤被生民的賢者，因此死後，當地民眾緬懷遺澤，建祠供奉。《象祠記》就是這樣寫成的。其中顯然有想像成分，但又不是憑空虛構。因為《史記•五帝本紀》中，有舜「愛弟彌謹」，「封帝象為諸侯」的記載。據此，作者加以想像、推理，既生面別開，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謂良苦。
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演說辭佔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認：「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辭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面盡量保持接近實際所講的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語來。」
顧頡剛在《古史辨》中說：「我以為一種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確，何況我們這些晚輩。」這話不假。我們都看過《羅生門》這部影片，對於事件的真相，在場親歷者言人人殊。以致有人不無誇張地說：「史者，人們口上的一撇一捺也。」看來，堅持歷史事件包括細節的絕對真實，「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當然，文史作品中的經驗性整合與合理的藝術加工，必須建立在尊重客觀真實的基礎之上，不能像小說那樣自由虛構。尤其是關於現實中的親人、友人、名人的傳記以及回憶性、紀念性文章，屬於寫作者同時代的親歷親見親聞之事，與事涉遠古或萬里睽隔迥然不同，必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絕不應隨意地想像、虛構。須知，這類文字的美學效應，是憑藉其豐富而特殊的客觀意蘊而實現的，真實與否，關係至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