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經濟模式難以複製\□蔡恩澤
當金融危機尚未見底、全球經濟仍在爬坡之時，北歐四國（瑞典、挪威、丹麥和芬蘭）的小日子卻過得有滋有味，人們情不自禁地投過去一絲羨慕的目光，且心旌搖動，產生模仿學習的念頭。可是北歐模式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實在是難以複製，倘若盲目仿效，或許會南轅北轍。
「三高」模式獨特
北歐經濟模式主要體現在「三高」，即高福利、高稅額、高平均。
高福利。國家通過各種法定的福利保障計劃形成一種體制，建立一種社會保障網，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高度社會福利，涵蓋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服務和社會補助等方面，使個人不因生、老、病、殘等原因而影響正常的生活。
在芬蘭，只要是芬蘭公民，一出生就享受政府的各種補貼，人人都有接受終身教育的平等機會，從幼兒園到大學都享受免費教育。
在丹麥，即使遠在格陵蘭島上的愛斯基摩人，如得大病，也由飛機接到首都哥本哈根住院。病人住院期間，不但免費看病，還管一日三餐。
福利社會甚至體現在很多小事上，如街頭有很多公共自行車租賃點，只要你繳上20克朗押金，就可騎走，自行車歸還後，押金還可取回。
高稅額。北歐國家高福利制度的運轉是以高稅收為基礎的，即高福利要通過高稅收來實現。高稅收目的在於通過稅收槓桿調節社會分配，保障國民的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沒有了高稅收，也就沒有了高福利。
芬蘭、瑞典等北歐國家均實行高額稅收和大幅度的累進收入稅，以保證社會福利的開支。從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看，芬蘭最高所得稅超過50%，2004年芬蘭的稅收佔GDP的比例達到43%，與丹麥、瑞典等其他北歐國家一道在世界的排名都是高的。
瑞典對現金福利也要徵稅，瑞典人平均要拿出60%以上的收入交納各種稅費，2005年瑞典稅收總額佔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52.1%。
高平均。有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北歐國家特別注意這一點。高稅收、高福利帶來高平均，結果是收入差距較小、社會平等感強。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近期公布的《人類發展指數》，北歐諸國的基尼係數（居民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都比較低，排在工業化國家的前列，如挪威為0.258，瑞典為0.250，芬蘭為0.256，均屬於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
不可簡單複製
北歐模式寄生於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地理位置，別國可以學習，但不可簡單複製。橘生淮南，移植到淮北就成了枳。
對於北歐模式的形成條件，財政部科研所副所長劉尚希的觀點是：「北歐的情況與中國現行條件不一樣，都是些小國，歷史上的海盜國家，其高福利水平來源於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
從整體上看，北歐的制度特色是與北歐國家的具體國情分不開的，如歷史上受戰爭破壞較少，地處歐洲邊緣、國小人少，彈丸之地，資源相對豐富以及平民社會思想傳播較為廣泛等等。特殊的氣候、地理位置等自然條件，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使北歐國家走上了一條不同於西歐、南歐甚至東歐等其他歐洲國家的發展道路。
北歐國家由比較開明的社會民主黨長期一黨執政，其執政思路傾向於勞工階層，保護社會公平。而社會民主黨與民眾之間有一個重要橋樑──工會。協同確定工資以縮小薪資差距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有強大的工會和來自僱主與政府的承諾。
分析人士表示，北歐地區的資本主義是無法輸出的，因為它們是根植於所有這些國家的傳統中的，這些有着良好的教育體系的、小型的平等主義國家，很難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實行。因此你可以欣賞它，但要複製它卻是相當棘手的。
更何況北歐模式也有弊端，如高福利養懶漢，影響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在企業層面，由於高福利要靠高稅收來維持，有的企業收入的一半要交給國家。瑞典政府對收入最高階層的徵稅率達到84%，以致很多人抽走資本僑居國外。高稅收增加了企業成本，降低了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導致一些大企業遷至國外、資本向國外轉移、人才流失等現象。
從抗禦金融危機的實際效果來看，北歐模式在此次危機中的命運可謂喜憂參半。挪威和丹麥表現不錯，但瑞典和芬蘭的失業率已接近9%，經濟增長也比歐洲的許多國家更為糟糕。
完善本國特色
事實上，各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揚長避短，完善本國經濟特色，放大亮點，就能保持經濟較快平穩增長。而一味模仿別人，邯鄲學步，弄不好連自己本來的步子都忘掉了。
中國抗禦金融危機的法寶是投資保增長。從GDP的走勢來看，中國經濟復甦的信號正逐漸清晰。在構成上半年GDP的各項指標中，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7.6%，拉動GDP增長6.2個百分點。而這個增長實績的強大後盾是寬鬆的信貸政策。截止6月末，金融機構各項人民幣貸款餘額為37.7萬億元，較今年年初增加7.4萬億元，同比多增4.9萬億元。銀行成了國有企業的提款機。
因此，中國經濟要想真正復甦，應當着眼於投資「單引擎」拉動經濟復甦向投資、消費「雙輪驅動」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總而言之，北歐模式再好，也僅具參考意義，借鑒而不簡單複製，才是正確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