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我是典型的「雜家」/□卜昌偉
圖：季羨林生前拒絕「國學大師」、「國寶」等稱號，希望以「雜家」終老
季羨林學貫中西、享譽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實的學術巨擘、國學大師，被譽為「國寶」。大師在自傳中寫道：「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他還多次公開表示拒絕「國學大師」、「國寶」等稱號。
季羨林，字希逋，曾用名齊奘，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該縣在山東西部幾乎是最窮的縣，官莊村在窮縣中的窮村，季羨林的家在全村中幾乎是最窮。季羨林出生後，家境仍然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麵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麵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鹼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裡煮水，醃鹹菜。一年到頭，就吃這種鹹菜。
求學濟南 負笈清華
好在季羨林在故鄉只待了6年。在6歲那一年，他離開父母，離開故鄉，叔父把他接到濟南上私塾。季羨林當時並不用功，玩的時候多，唸書的時候少。對正課不感興趣，但是對小說情有獨鍾。書桌上擺着《四書》，看的卻是《彭公案》、《濟公傳》、《西遊記》、《三國演義》。這個時候也開始學英文，當時英文對他來說，是一種非常神奇的東西：那些彎彎曲曲像蚯蚓爬過的痕跡一樣，居然能發出音來。
綜觀季羨林的童年，從一片灰黃開始，貧困、單調、死板、固執，是他當時生活的寫照。
季羨林在十三四歲時上了濟南當地一所三流學校正誼中學。季羨林還是不喜歡唸書。對課堂和老師的重視遠遠比不上他對蛤蟆和蝦的興趣。每次考試，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壞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幾名，在班上總還是高才生。在正誼中學待了三年以後，1926年，十五歲，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後轉入山東濟南高級中學。高中畢業後，季羨林考入了清華大學。
清華四年，季羨林認為有兩門課對他影響最大：一門是旁聽而又因時間衝突沒能聽全的歷史系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另一門是中文系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是一門選修課。陳、朱二師的這兩門課，讓季羨林終生受用不盡。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修德文。
清華大學畢業後，山東濟南高級中學校長宋還吾託人遊說季羨林回母校任國文教員。當時除了這條路以外，季羨林已無路可走，於是於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
留德十年 北大任教
當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遠非季羨林的夢想，他急切希望出國留學，於1935年夏入德國哥廷根大學讀書。
季羨林認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學術研究過程中，德國十年是至關重要的十年，他的學術研究發軔不是在清華大學，而是在德國哥廷根大學。
在哥廷根的十年，對於一介窮書生的季羨林來說，他所擁有的就是時間和書籍。學校孤獨寂靜的環境，正好給了他空前絕後讀書的機會。這個時期，他大致閱讀兩大種類，一類是有關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書籍，另一類是中文書籍。這一時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羨林都要閱讀，對當時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況，心中有了大致的輪廓。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留校進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羨林從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機會回國。
1946年春夏之交，季羨林回到中國。經由陳寅恪介紹，北大校長胡適之、代理校長傅斯年接受季羨林去北大任教。北大圖書館藏書雖多，但是有關季羨林專門研究範圍內的書卻不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季羨林真如虎落平川，縱有一身武藝，卻無用武之地。季羨林雖對古代印度語言的研究戀戀難捨，卻是一籌莫展，無奈之下就搞了一些翻譯工作。從1946到1950年，季羨林寫下了《柳宗元〈黔之驢〉取材來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來源》《從中印文化關係談到中國梵文的研究》《佛教對於宋代理學影響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
然而好景不長，1950年到1956年，季羨林和北京大學的同事們陷入了會議與批判的漩渦中。「批判除了寫文章以外，就是開會，開會與批判緊密相連，於是無日不開會矣。詩人馮至套用李後主的詞，寫了兩句話：『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從中可見當時我們的心情。」季羨林曾回憶說。
這期間，季羨林並沒有停筆，還是進行着學術研究，如《史學界的另一個新任務》、《介紹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隨意創造複音字的風氣必須停止》、《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
牛棚歲月 學術春天
1966年至1977年，這段日子讓季羨林回想起來，宛如做了一場噩夢。在這十年內，季羨林除了開會，被「打倒」，被關進牛棚，被批鬥，被痛打之外，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情搞學術研究。到了後期，他被分配到東語系的辦公樓和學生宿舍去看守門房，收發信件和報紙，傳送電話。「我作為一個『不可接觸者』，枯坐門房中，有時候忙，有時候又閒得無聊。讓珍貴的光陰白白地流逝，我實在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點事幹。想來想去，最後想出了一個好主意：翻譯印度古代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季羨林回憶說。當時季羨林所需要的正是這種時間拖得很長的工作，目的只在驅除寂寞。至於出版，他連想都沒有想過。
1978年，學術春天來了。「在這種非常良好的政治大氣候下，我個人也彷彿從冬眠中醒來了，心情的舒暢是從來沒有過的。」季羨林感慨地說。這期間，季羨林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並撰寫了包括《〈西遊記〉裡面的印度成分》、《〈羅摩衍那〉淺論》、《〈大唐西域記〉今譯》、《吐火羅語A中的三十二相》、《古代印度砂糖的製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
季羨林認為，從以上著述中清楚地看到，他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也有濃厚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現在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季羨林說。 （摘自《京華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