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的用場/馬承鈞

  北京也有一位只拿稿酬、不拿工資的作家──劉紹棠。劉紹棠十三歲便發表作品,一九五一年剛滿十五歲的他寫出小說《紅花》轟動一時,一九五三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青枝綠葉》,其中《青枝綠葉》一文更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被譽為「神童作家」,其哥哥在語文課中讀弟弟的作品,這在古今中外可能史無前例的。劉紹棠因此受到當時團中央書記胡耀邦重視與關懷。經胡特批,劉紹棠從一九五六年起從事專事創作,但不拿工資,全靠稿酬謀生。可惜到了一九五七年,年僅二十一歲的劉紹棠因「一本書主義」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分子」,從此從中國文壇銷聲匿跡。直到一九七九年恢復名譽獲得新生,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等,一九九七年三月不幸病逝。

  建國初期中國職工平均月薪僅為幾十元人民幣,而一部長篇小說的稿費有數千元到數萬元,一篇短篇小說也能得到幾百元,按當時物價計算中國的稿酬不算低,那時稅收政策雖已初建,但對寫作並不徵稅。所以作家們經濟狀況一般都不錯,老舍、曹禺、張恨水、艾青、吳祖光等文化名人都能輕鬆用稿酬在北京買下一所四合院。有「鴛鴦蝴蝶派」鼻祖之稱的老作家張恨水,靠他一枝筆使全家三十多口人日子過得滿滋潤。他買了一所大宅子,親手在院裡種上棗樹、槐樹、櫻桃、桑樹和丁香,「隔着大玻璃,觀賞着院子裡的雪和月,真夠人玩味」。來自山西的「山藥蛋派」作家趙樹理,進京後也用《三里灣》的稿費在煤炭胡同買了一處挺大的四合院。周立波在北京香山買了一座寬闊亮堂的大院落。詩人田間則用他的稿費在後海附近買了一處擁有五六間房子的小四合院,推開窗子就能俯瞰粼粼波光。

  國家採取基本稿酬加印數稿酬的方式後,作家的收入更是大大提高: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創業史》、曲波的《林海雪原》等印量較大的作品,一本書可拿到五六萬元稿酬。一九五一年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獎金五萬盧布,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獲斯大林文學獎三等獎,獎金全歸個人所有。當時的盧布遠比人民幣值錢,五萬盧布堪稱巨款了,但丁、周二人「高姿態」,前者把五萬盧布悉數捐給了中國作家協會,後者也捐出部分獎金。作家協會用這兩筆捐款修建了作協幼兒園,添置了必要的設備、傢具和玩具。柳青的《創業史》有三十多萬字,出版後柳青「一夜暴富」,他用這筆款項捐助了家鄉的公社醫院。

  「十年浩劫」,多數作家被「打入牛棚」,稿酬被當成「封資修黑貨色」而「掃地出門」,中國文學走入死胡同。進入新時期,文化事業迎來新生空前發展,作家的收入也水漲船高,為文化和公益事業奉獻愛心的義舉也方興未艾。一九八一年去世的茅盾,彌留之際決定用他畢生積蓄的稿費設立茅盾文學獎,迄今已成為名揚海內外的文學獎項。一九九八年,錢鍾書與楊絳鄭重決定,將全部稅後稿費和版稅捐贈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鼓勵刻苦好學的莘莘學子。著名作家王蒙也拿出十萬元稿酬設立「《當代》青年文學獎」。河南作家二月河將其新著《胡雪巖》所得二十多萬元稿酬,請出版社直接匯入南陽市總工會帳戶,資助生活貧困的下崗工人。近年來不時有人搞出所謂「中國作家富豪榜」,在社會上炒得沸沸揚揚,更被廣大作家和有識之士所詬病,離題了,不說也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