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叫官銜的古代文人\陳魯民
古代文人的稱呼很繁雜，有字、有號，什麼時候用字，什麼時候用號，都很有講究，用錯了要貽笑大方的。譬如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明代文學家歸有光，字熙甫，號震川；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等。
還有種種別稱，也頗流行。其中一種是用文人家鄉來代稱文人的。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還因為家是江西臨川人，又稱王臨川，他有一本詩集就叫《王臨川集》。柳宗元，字子厚。因是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世稱柳河東，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韓愈，字退之。河南河陽（今孟縣）人，因祖籍昌黎。故世稱韓昌黎。
比較起來，文人最喜歡的別稱還是官銜，大概是官本位的影響所至，文人再出名，成就再輝煌，在一些世俗的人也包括文人自己眼裡，都不如叫官銜好聽。李煜，大詩人，本是個亡國皇帝，「鳳凰落地不如雞」，偏偏還要叫他李後主或南唐後主。韓愈，儘管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也未能免俗，因任過一段吏部侍郎，還是叫他韓吏部。王羲之，書聖也，世人卻喜歡叫他王右軍，一個大約副科級官員的稱謂。杜甫，一代詩聖，只當過幾天的檢校工部員外郎，是個沒什麼實權的芝麻粒閒官，因而被稱為杜工部。阮籍，「竹林七賢」之一，雖博學多識，崇尚老莊，蔑視禮教，對「禮俗之士」常以「白眼」相視，卻因為任過一個相當於排長的步兵校尉，故後世稱「阮步兵」，實在是羞辱他了。最可笑的是柳永，既然「奉旨填詞」，那就好好去當你的白衣卿相，寫你的《望海潮》、《雨霖鈴》、《八聲甘州》，可他不甘寂寞，居然也混了個不尷不尬、可有可無的小官屯田員外郎，後人因此叫他柳屯田，真不知是捧他還是損他。
所幸還有那麼幾個例外。蘇軾雖然當過杭州通判、太守、黃州團練副使，卻沒有人叫他蘇團練、蘇太守什麼的，要那樣叫就實在是俗不可耐了。就是因為不肯「為五斗米折腰」，陶淵明只當了八十多天的彭澤令，屁股還沒坐熱，便棄職而去，你若再叫陶縣令，那還不是在罵他嗎？還有鄭燮，幹了十二年縣太爺，也算是官場老資格了，卻不喜歡人家叫他鄭縣令，自稱鄭大、鄭大郎，或題板橋居士、板橋道人，晚年自署板橋老人。
如果還沿用古文人的叫法與別稱，當代的文化名人那可就熱鬧了。魯迅祖籍紹興，就該叫魯紹興，好歹當過幾天教育部的小官僉事，還可叫魯僉事；胡適，安徽績溪人，就叫胡績溪，當過校長、大使，若揀官大的說，可稱胡大使；巴金，生在成都，就叫巴成都，又幹了二十多年的作協主席，自然要叫巴主席了；王蒙，河北南皮人，可稱王南皮，當過文化部長，可稱王部長；賈平凹，陝西丹鳳人，可稱賈丹鳳，現任《美文》編輯部主編，只好叫賈主編，雖然小點，畢竟也是個官。
好在時過境遷，文化人也與時俱進了，今天雖然官本位仍很流行，但文化人叫官銜的已很少見了，特別是對那些已經在官員位置上退下來的文人，這也是個不小的進步，畢竟文人就是文人，最終要靠成果吃飯。雖然郭沫若、茅盾、賀敬之、劉白羽都當過相當高職務的大官，副委員長、宣傳部長、文化部長什麼的，但不論哪本文學史，說到他們時記載都是詩人、小說家、散文家。這既簡便好記，又具文化色彩，遠比古代文人繁雜而又俗氣的別稱要強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