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闊天空金克木/徐城北
圖：金克木
時間真快，北大教授金克木去世十周年了。金教授是我父母的老友，他的夫人是我母親的小師妹，相差六級，她倆都曾是蘇州振華女中的學生，一九三四年我母親畢業時剛去了北京，年輕的她就邁進蘇州的校門。後來她也來到北大，當了金教授的學生，畢業後金教授向她求婚，她就成為北大的「教授夫人」。記得幼年隨父母來過他們家，住承澤園，挺大的屋子，廚房在院裡的一間廂房中。隨後有多年沒有來往，再接觸時，我已進入中年，是我在京劇院工作的時候。我在報上看到金教授涉及梅蘭芳的一篇文章，談的是往事，但觀點很新。於是，我和妻子就代表父母前去造訪了。進入金教授的家，我倆不禁就吃了一驚：怎麼沒書？因為我去過其他教授家，作為教授的標誌，一要有足夠數量與等級的專業之書，二要有教授本人的專業著述。可在金家，不要說成套的線裝書了，就時尚的文化書也沒見一本！但落座後聽金教授開講是很享受的，因為海闊天空，思想非常活躍！他說話速度很快，你剛說出某人某書某事，他立刻能猜度出它的由來，甚至能猜測這個人未來要幹什麼，以及他是否能幹得成。他屋有一張辦公桌，但桌面上光光的，沒有攤開的稿紙，及擰開了筆帽的筆。我們又去過金家樓下的季羨林家，季家也同樣樸素，但特點一是整齊有序，二是處處顯出正在工作的狀態。你會發現書桌上總有攤開的稿紙，以及擰開的筆及筆帽。如果去時他人沒在屋，就可能到對面的單元去了，季老因為是北大的副校長，住室多一個單元，於是那兒就成了他個人的圖書館。季教授也寫書，但是長計劃短安排，很早就有構思，等進入具體寫作後，哪天寫第一章，哪天再寫第二章，也都是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金教授沒有這種計劃性，但每隔兩年到他家，他總會抱出一疊小冊子新書送給你。五顏六色，大小也不一。但你拿回家一讀，卻感到是字字珠璣，美不勝收！說「美」也未必準確，裝幀未必好，但其中的思想很誘人，很刺激人！試問這些思想是從哪兒來的，他會一指床角下的舊雜誌：「那天沒事，我翻它們來着，沒想到引起一個說話的頭兒，於是幾千字就嘩啦嘩啦着自己流出來啦。我曾翻看這些舊雜誌，三十或四十年代的，老掉牙的，落滿了塵土。在別處早就扔或燒了的，卻讓金教授寫出好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出來。
金教授真不是普通人，他很早就是詩人，能寫很舊或很新的詩歌，舊詩的平仄全對，新詩又往往牽涉到這潮流那潮流。他有很豐富的人生經歷，飄零過許多正在打仗的地方，甚至還包括印度，他從很近處接觸過梵文與印度教中的老經師，這些又與他在國內的經歷雜糅在一起。文革的煉獄也狠狠觸及到這個瘦弱者，讓他九死一生，最後終於活進了新時期。他力氣不大，但思想上總在「疑」的驅動下求索。這需要很大的勇氣與經歷，反是見過他的人，多不相信他矮小瘦削的軀殼內，會有如此巨大的思想能量。晚年，他待外界是有距離的，但對待我們家卻非常真誠。我母親去世後，社會各方寫的悼文不少，其中數他的《悼子岡》最深情也最感人。在新時期中，他跑圖書館很快掌握了「新三論」的思想武器，於是文章立刻舊中顯新，而且是由衷着新起來了。晚年，孫輩買來電腦，不許家人「亂動」，而他趁孫輩出門上學之際，斗膽彈起了電腦鍵盤，居然無師自通。晚年他又迷戀上圍棋，拿到日本棋手的對局記錄，自己又一個人摸索起來。他從不與真實的人下棋，但棋力讓專業之人也驚訝不止。他甚至預告今後最厲害的棋手將出自韓國少年。
我前邊說過，我們從沒看見他動筆寫文章，但又總能在《讀書》一類雜誌上看到他的華章。特別是從一九八○年後的十年當中，每當我們去看他時，他總是轉身走進另一間屋子，然後從中抱出幾本新作相贈。書都不厚，包裝也並不着力，我偷偷看過版權頁，印數也不多。新作很像小冊子，林林總總，但回家細看，多是他散碎文章的結集。嚴格說，它們不世俗，我看不懂。但我讀書界的朋友一致誇好，紛紛寫文宣揚，於是金老的書之印數也慢慢上來了。對此金教授明顯地感到高興，他或許想，這就是自己活下去的價值。他或許覺得，自己這一生苦於漂泊，但也樂於漂泊。苦樂集合在一起，讓他能夠晚年得此閒暇去觀察世事，是用冷眼在觀察，有了體會還寫成文章發表，發表後還受到好評，這是多麼大的幸福。逐漸，他承認自己存在的價值了，他認定不論什麼事來到自己眼底，只要稍微一掃，其本質立刻顯現。這是自己不同常人之處。但為什麼自己能做到，而其他人卻很難做到？不知他是否想過？或者他想過並且得到了答案。那或許就是：要想做到這，先必須有所捨，捨棄常人所需要的種種，然後成年之後再繼續捨棄，而這些不僅給自己帶來皮肉之苦，還會帶來精神之痛。自己前半生已如苦行僧，後半生又如同隱者，既然習慣了，也就無需更改了。尤其七十歲上辦了退休，無須再上課堂為學生講課了，剩下的正事也只有寫文章了。但這不是指令性的，而是可有也可無的。金果然有了，編輯部如果看中，就拿去發表。如果金覺得自己沒有，外界還能把我怎樣？……他或許發現，自己越是這樣超然，就越是能夠發現一些敏感的問題，自己拿捏着幾番之後，然後適度着寫出來，就肯定是一篇能夠引起歡聲的文章。
這樣講，金教授就是超人了？否。他家在經濟上並不富裕。因為夫人不工作，只憑金教授一個人的工資，教授也分級，金教授不是一級，即使是一級也難於承擔一個家的挑費，何況金與夫人又都有病。夫人的眼睛不好，一次住院開刀，不慎出了醫療事故，一隻眼失明了。醫院很緊張，生怕打官司輸了，要賠個天地精光。金教授也考慮到這一點，於是與夫人商議：醫院是我們要去的，人家醫術有局限，何況並不是故意的，就算打官司能得到一些賠償，但失明的眼睛也好不了啦，我看……最後，是金家放了醫院一馬，醫院千恩萬謝，金家對外也沒有聲張。對於金教授的成就，這是小事。不久，金教授因病住院，去世。又不久，金家遷居到西北部西三旗的院士樓，他夫人搬去了。我妻子去看過她一次，那情景很慘，真可說家徒四壁。
不久，他夫人也鬱鬱而終。這時，我忽然想起一件更小的事：七十年代末我和妻子第一次去北大他家時，說話鄰近中午，金教授忽然拿出一張百元鈔票，遞給他的兒子：「陪你哥哥嫂嫂去北大食堂吃一頓飯……」那真是感動人的一霎，他這樣做完全是遵古禮，因為我倆有代表父母前去探望的意思在內，為此他不能不「表示」。我「哎呀」了一聲，推辭了半晌，最後隨着弟弟一起去了。三個人也沒花多少錢，但回家後跟父親說了此事，父親在電話中謝了老金，那邊也感到了安慰。此後我與妻子再去北大，就以獨立的晚輩身份去接觸他了。於是，金教授也換了一種更隨意也更平和的態度。妻子在這方面採取的態度，則比我更自由也更成功。她因為主持着一家雜誌，雜誌經常要請北大和北師大的老教授撰稿，每隔一段時間就聚餐一次，妻子每在這種場合，怎麼對「生人」就怎麼對金教授。
對此，金大為滿意，他願意以這樣的態度與我們相處。該罵兩句就罵兩句，該開玩笑就笑談幾句。此後，金打電話到我們家，總是先找我妻子談雜誌的公事，說完了再找我閒聊，最後以問候我父母做結。漸漸，雙方都習慣了這樣的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