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對蘇「葬禮外交」/李景賢
超規格的禮遇
勃列日涅夫的葬禮定於十五日上午九時在紅場上舉行。十四日晚，蘇方安排外國代表團與逝者遺體告別。十八時五十分，黃華特使一行抵達莫斯科市中心的圓柱大廳。十九時，遺體告別儀式開始在此處舉行。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首腦排在致哀隊伍的最前列。蘇方把黃華特使也安排在比較靠前的位置。各國領導人所送的花圈，一排排地擺放在棺槨兩旁，黃華特使獻的大花圈擺在較為顯著的位置上。
十五日八時二十分，黃華特使及四名陪同人員抵達紅場，被安排站在列寧墓左側觀禮台的水泥台階第一級上。這是繼周恩來總理一九五三年春參加斯大林的葬禮後，我國領導人第二次參加蘇聯最高領導人的葬禮。在黃華特使的後面，一排排地站着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亞非國家的黨政首腦，很少有帶陪同人員的。
在列寧墓上面的觀禮台上，蘇共中央新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以及蘇共中央全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還有勃列日涅夫的夫人勃列日涅娃站在左側，蘇軍將領們則一字排開，站在觀禮台右側。
九時葬禮開始。安德羅波夫致悼詞，各界代表先後發表講話。當日天氣很冷，大約在零下二十攝氏度，在每位講話人的面前，飄着一層層非水非冰的薄霧。九時五十分，安放着勃列日涅夫遺體的棺槨，由蘇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多名士兵，抬到列寧墓左側的墓穴旁，隨後即舉行隆重的下葬禮。
十四時五十五分，安德羅波夫來到克里姆林宮喬治大廳，準備集體會見參加葬禮的外國領導人。他與黃華特使的會見安排得比較靠前。這位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緊緊地握着我特使的手表示歡迎。黃華對勃列日涅夫的逝世，再次代表中國領導人表示「深切哀悼」，說這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轉達了中國領導人對他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的祝賀，祝他在新的重要崗位上取得「巨大成就」；表示中方真誠希望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蘇關係正常化能得以實現。對於中國黨和政府派特使參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禮，安德羅波夫深表感謝。他還說，相信中蘇兩國的關係一定會好起來的。
黃華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飯店後，高興地對我們說：「我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禮遇，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同我交談了三四分鐘，而他與別國領導人談話的時間都比較短，大多只有一兩分鐘。」過後不久，蘇聯外交部的負責官員特地來到黃華住處，同我方譯員核對中國特使與蘇共中央總書記談話的俄文記錄。蘇方對這次特殊談話之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到莫斯科參加葬禮的外國代表團多達一百五六十個，黨與國家第一把手、政府首腦級別的高級代表團就有四五十個。黃華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相對來說，這個級別並不算高，只能算個中檔。但蘇方在禮賓安排方面，每次都把我特使擺在高檔來賓的位置上。這是一種超規格的禮遇，它一方面說明蘇共新領導「讀」懂了鄧小平「葬禮外交」之深意，看重中國的份量，另一方面也表明，蘇方期待中蘇兩大黨、兩大國的關係以此為契機，能逐步走上正常發展的軌道。
莫斯科之行的「重頭戲」
黃華特使這次莫斯科之行，還肩負着了解蘇共新領導對華政策意向，向蘇聯領導人當面闡明我對蘇方針的重大使命。他除了與安德羅波夫總書記進行交談外，還遵照鄧小平的指示，主動提出要與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舉行會見。對此，蘇方給予了正面回應。這是二十年來中蘇兩國外長的首次見面。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晤，我們當時稱之為中國特使莫斯科之行的「重頭戲」。
在會見一開始，葛羅米柯就說，他剛從蘇共新任總書記那裡來，「可以負責任地」代表安德羅波夫對中國朋友們說：蘇方主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兩國外長着重就消除牽制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障礙」問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蘇聯外長說：「中國不必害怕蘇聯，蘇聯絲毫不會威脅中國。」黃華外長聽他這麼一說，立即回敬了一句：「我們不能不擔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於睡不着覺。」雙方交鋒了好幾個回合，各講各的，互不相讓。
勃列日涅夫逝世後，在兩年四個月時間內，兩位年邁多病的蘇聯最高領導人，也相繼去世。鄧小平又分別派萬里、李鵬兩位副總理參加葬禮，於是，中蘇兩國領導人又得以多次進行接觸。
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曾有過一場著名的「乒乓外交」（一九七一年四月），它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於是，「小球轉動了大球」（周恩來語）。正是這個「乒乓外交」，撬開了中美關係「緊閉之門」。十年過後，鄧小平又發動對蘇「葬禮外交」，意在改善繃得過緊的中蘇關係。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舉動，它標誌着中蘇關係從對立、對抗到對話、合作的轉折。這是中國外交，乃至整個改革開放大業的一項重要內容，它對內對外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