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神宗/□李國文
在中國封建王朝中，有兩個神宗，一為宋神宗趙頊，一為明神宗朱翊鈞，之所以著名，都搞過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
明神宗支持張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堅持到這位首輔壽終正寢。但張師傅一死，皇帝翻臉，滿門抄斬，雞犬不留，也還是一個半截子改革。「明亡，實亡於神宗」（《明史本紀》），張的新政也救不了頹敗的大明王朝，從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禎吊死煤山。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宋史本紀》），這個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時，而且導致黨爭分裂，互訐不止，北宋從此益發衰弱，最後只好南渡。
稍晚於王夫之的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的《王安石之得君》一文中，談到這場熙寧變法，不能全歸罪於王安石，趙頊其實要負更大的責任。「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這個趙頊「自命大有為之才，為穎王時，即與韓維論功名」，「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是一個有雄心的年輕皇帝，抱負很大，但滿朝文武沒有一個人支持他，因為大宋王朝這隻破漏的木桶，已不堪一擊，不進行自我修繕完備，焉能有興兵討伐，恢復疆土的戰爭計劃？曹太后說得更明白，「苟可取，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這期間，並非所有與趙頊唱反調者，都是貪生怕死之輩，都是因循守舊之徒，都甘心情願花大筆銀子和絲綢向外邦買和平，而更多的是頭腦清醒的人士，分明知道，面對冗官、冗兵、冗費的不可收拾，大宋王朝如同一條超載的船，不馬上下沉，就託天之福了。因此，陛下，您的雄心，儘管有，輕舉妄動，卻是絕對不行的，趙家江山到了今天，根本不能再承受任何風浪。
到處碰到的都是搖頭派，都是滅火器，弄得趙頊很鬱悶。他穿上戎裝，戴上盔甲，讓太后看，以為能討個好，兩位老太太直皺眉頭，不以為然。大臣富弼在他即位時說的第一句話：「願陛下二十年不談兵。」所以「安石一出，悉斥為流俗。別思創建非常，突過前代。」讓他一下子找到了知音。這個王安石真敢忽悠這位多少有點忭急，多少有點稚嫩的年輕皇帝，「當什麼唐太宗啊，那算老幾，你是應該當堯、當舜的料，那才是陛下的學習榜樣！」於是，「帝遂適如所願，不覺如魚得水，如膠投漆，則傾心納之。」這樣，王安石將其多年積累下來的改革主張，推行到帝國的政治生活中來。趙翼總結得非常準確，這個趙頊是要打仗的，不打仗，如何收復失土，不收復失土，如何能立不世之功勳？於是，「欲用兵必先聚財，於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人，於是呂惠卿、章惇之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而慈聖光獻太后，外而韓琦、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
說到底，理想主義者的美麗言詞。最能打動的是熱血沸騰的青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合拍，就是那近乎神話的光明前景。而一個生於深宮禁院，長於婦人內侍之手，只是在書本裡學習孔孟之道，只是從老師那裡聆聽古訓，既少接觸社會生活，也少參與政治活動，常居東宮的趙頊，偏又有「好大喜功之資，」正好，「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
所以，趙甌北平心而論：「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也。」
王安石的新法，也就是他的改革思路，其最早藍本在宋仁宗時代，曾經小試鋒芒，但仁宗不是神宗，未予賞識，寢其言不用，淹蹇而歸。若干年後，神宗卻對他寵信有加，他也以聖人自居，要用他的新法，對大宋王朝作起死回生的挽救。然而，在變法失敗的同時，這位要打仗的年輕皇帝，在王韶取得熙河之勝後，一心求戰，「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隨着戰爭的失利，元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年）三月，三十八歲的趙頊，走到了生命的終點。按照謚法，「民無能名，曰神。」下有一個小註：「不名一善」。這四個字對同為神宗的宋、明兩位皇帝，倒也蠻堪玩味。
趙頊死後的次年，元祐元年（公元一○八六年）四月，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軍事家」王安石，也離開了人世。
偉大，是中國人用得最多的一個詞彙，但要給一個人，加上偉大這兩個字的定語，我們不是看他「說」得多麼偉大，「想」得多麼偉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麼偉大，對於時代的「貢獻」多麼偉大，在老百姓心裡的「形象」多麼偉大。光有前面兩個偉大，而無後面的三個偉大，這種半截子偉大的人，任憑你花言巧語，強詞奪理，也難以真正偉大起來。
南宋的朱熹說：「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而安石乃汲汲於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財利兵革為先，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滋極矣！」
也許這是對於這位「拗相公」的比較準確的論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