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原意是人民當家作主─訪中大政治行政學系主任王紹光
□不少西方國家總是批評中國不民主，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王紹光並不贊同他們的判斷標準。他說，若判斷民主與否僅一個標準，就像只用金髮碧眼作為判斷漂亮的準則，那麼中國人就沒一個漂亮的。他認為，要判斷一個社會是否民主，要回到民主的原意，即人民當家作主。主訪：\曹宏威教授\執筆：虢書
王紹光在武漢出生，讀初一時遇上文化大革命，內地恢復高考後上北大唸法律。八二年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先後獲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任教耶魯大學政治系。九九年到中文大學任教，現為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王紹光的博士論文研究文化大革命。他不贊同嚴家其和高皋所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分析框架。「我強烈批評他們那本書，他們把文革看成是毛澤東、林彪、江青的個人政治，好像文革就只是這幾個人的故事。」他批評偉人史觀，他認為，全國億萬人都捲入「文革」，箇中原因需要分析，他的書《理性與瘋狂》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礦難發生率下降快
王紹光的研究沒有一個固定關注點，「我關心的是有爭議性的議題」。他開始研究的議題多樣，如財政預算案中的預算外體系、礦山安全、醫療福利、地區差距等。一般人認為中國的礦難越來越多，但經過統計，他發現，過去七八年，實際礦難的發生頻率是大幅下降。王紹光證明，國營煤礦礦難其實比較少，而私有煤礦礦難多得多。他舉例說，十年前，中國每產一百噸煤要死五個人，現在不到一個人，下降得非常快。國有重點煤礦百萬噸的死亡率更低至0.044，已經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有人問美國何以礦難低？王教授解釋，這並非什麼民主和自由的問題，而是美國的煤礦六成六是露天型，不存在瓦斯爆炸和冒頂意外；就算不是露天的，也比較淺，不像中國的平均深度四百米。需知煤礦越深、瓦斯越多，爆炸的可能性越高。所以橙不能和蘋果比。最可惜中國的煤礦多深藏，只有百分之三是露天型。雖然如此，中國的國有重點露天煤礦的安全記錄與美國不相上下。
十年跨過六大難關
對於社會治理，王紹光認為應從六大範疇進行分析。第一是強制能力，即對外保護自己領土完整，對內維持社會秩序。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強制能力，就會變得像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充斥戰亂。香港每十萬人中有六十名警察，是全世界最高的比例，美國約三、四十名，而中國僅有十四名，這與社會能否維持穩定有極大的關係，研究國情的人不宜忽略。
第二是汲取能力，具體說是稅收。政府所有職能都花錢，北歐一些國家，生產每百元，政府拿走六十元做福利，故此社會較有秩序和安寧。他認為國家拿GDP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必要的；倘拿不到，遲早會出現問題。
第三是監管，比如煤礦、藥品、食品、建築材料等的安全監管。國家是否有一套監管體系以及充足人手很重要。美國的露天型煤礦，每年至少檢查兩次，地下煤礦至少四次。美國總共有兩千一百個煤礦，監管人力投入較重。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有近十萬個煤礦，但僱員不足難有效監管。
第四是統合能力，即讓政府官員「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六級政府的大國，統合非常困難。
第五是濡化能力，首先要讓國民有國族認同；其次是大部分國民能否接受一個核心價值，變成自己的行為準則。
最後一個是再分配能力，即國家將資源從一部分人轉移到另一部分，解決他們的問題，如溫飽、住宿、平等。
民主與政黨競爭無關
王教授讚揚中國十年來在六個領域進步非常大，雖然與理想仍有差距。「曾經不少國際媒體說中國有許多跨不過的關，現在都跨過了，我剛剛說的六個領域，在過去這些年，都大步向前跨進了。中國的醫療改革過程，比美國順暢得多。」
「現在判斷民主，只看有沒有多黨競爭。但實際上，民主的理念本來與黨爭和選舉沒有任何關係。從亞里士多德到盧梭，他們都認同『選舉是與寡頭政治連在一起的。』」王紹光表示，要判斷一個社會是否民主，要回到民主的原意，即人民當家作主，用這個衡量會更準確，而不是看這個社會是否存在競爭性的選舉。
王教授批評，很多學者套用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或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問題，是不恰當的。希臘神話中有個《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的故事：惡魔普洛克路斯忒斯有一張床，他守在路口，遇到行人就把他們抓來放在床上量一量，太長就用斧子砍去腳，短了就拉長，以符合床的標準。結果被他丈量過的人，沒有一個不是一命嗚呼。不加批判地揮舞西方概念與理論，與這個惡魔毫無二致。如果硬要中國符合西方的概念與理論，中國必亡無疑。
策劃：大公報、京港學術交流中心、香港科技普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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