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消失中的胡同文化/艾 京
從一九五一年由海外踏足古老的北京，到一九七七年定居香港的整整二十六個春秋，我在胡同的大雜院裡生活了十五個年頭，聽慣了從早到晚胡同裡小販的吆喝聲，「有破爛兒，我買││」是專收故衣、爛銅廢鐵的；「鋸碗兒來，鋸缸││」是為窮人家捨不得扔掉的破碗兒和醃菜缸鋸破補漏的，穿大街走小胡同小販的吆喝的尾聲，拉着長音，此起彼伏形成了非常悅耳的北京胡同的交響樂。但隨着時代的大變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小販行當的式微，有些吆喝聲從此也就從胡同消失了。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文化，是在蒙古人建元大都時出現的街名，專指小巷而言。胡同的正名原先都從「行」字，事過境遷也就簡化了。全國也只有在北京有胡同的叫法，上海一帶則叫里（弄），大部分城市則叫巷，即使「胡同」稱號發源地的內蒙古諸多城市也沒有稱之為「胡同」的小巷。在舊北京，由於水源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命脈，在沒有自來水的漫長歲月中，北京幾乎每條胡同，甚至一些大街都能見到水井的蹤跡，因此在北京以水井命名的街道、胡同比比皆是，如王府井、甜水井、錢家井、柳樹井胡同等。
在北京有一種說法，是說「東富西貴」，亦即富有的商人都喜歡住東城一帶，而王爺貴族則住西城一帶，因此王爺府多集中在西城。而南城則是老北京世世代代的貧民窟。京派著名的老作家老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創作的話劇《龍鬚溝》，故事就發生在北京南城。
胡同與大雜院是北京胡同文化最完美的組合，所謂大雜院的前身，應該是老北京大戶人家的大宅門。老泰山家離我住的大雜院近在咫尺，都在東城區。據說原先老泰山在世時，一家住的那套大雜院，是原先京城著名南味糕點舖「稻香村」老闆的宅門，前院套後院，經過近一百年的洗禮，仍保留往年一股顯赫的豪氣。而我們住的也是同一條胡同改為機關職工宿舍的大雜院。從門檻來看，估計也是原先富有人家的大宅門。問最老的老鄰居、原先拉洋車的田老大爺，誰是咱院的老業主，田大爺只依稀記得曾有過幾次拉一位穿着時髦的小姐到台基廠的使館區，其他已不甚了了。我住的大雜院，大院套三個小院，應該說是從原先私人大宅門演變成為今日北京大雜院的典型事例了。而我住的那條胡同可說是藏龍臥虎的寶地，有兩家屬部長的官邸、一家軍隊大院，還有一棟三層樓高、屬社會科學院的「高研」宿舍樓。
在「文革」荒誕的歲月，那條胡同瀰漫着一片「紅色恐怖」的氣氛。軍隊大院的紅衛兵們跑到「高研」宿舍樓揪「黑幫」，一些「黑幫」及其夫人們給剃上了陰陽頭，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楊絳。我每天清晨騎着自行車穿胡同，看見三五成群的「黑幫夫人」在掃馬路，心中一震，迄今心中仍有餘悸。
父親的住宅座落在鑼鼓巷火藥局，據說是袁世凱家庭教師的私人住宅，是獨門獨院，院子以磚牆一分為三，父親佔北東九間房，北房冬暖夏涼，唯東房西曬，無法住人，只能做倉庫和父親洗相片的專用暗室。院子裡有柿子樹、葡萄樹，還有一棵棗樹，一到立秋，碩果纍纍，結出來的棗子又大又甜又脆。九十年代末的春天，我回北京路經地安門東大街，路南的一排房子遭到拆遷，成了廢墟一片，父親的老房子連門前的老槐樹已不見蹤影，連火藥局這胡同也從此從北京的地圖消失了，據說要改建成平安大道。北京胡同文化和父親老房的消失，說明北京的變化，但在我卻生出一種莫名的苦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