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的佛羅倫薩？\方元
圖：香港虎豹別墅\方元圖
從北京到香港，舌尖上滾動着一條熱辣辣的話題：「中國文藝復興」。二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一個研討會，名為「中國文藝復興——香港的角色」。嘉賓白先勇在會上說，香港可以扮演十五世紀佛羅倫薩的角色，帶領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十一月，白先生在北京大學再次談到「中國文藝復興」的時候，有沒有告訴北大師生，他已經找到了「中國的佛羅倫薩」？一個長期被叫作「文化沙漠」的地方，忽然在一夜之間變成「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正當我掐自己的大腿，擔心我在發夢的時候，香港發展局推出了兩座「中國文藝復興」建築——「虎豹別墅」和「景賢里」，似乎要證明「中國的佛羅倫薩」並非沙洲蜃樓。
一、發展局的故事
「虎豹別墅」和「景賢里」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是兩座中國風格的建築，近年在香港媒體上頻頻曝光，頗有知名度。最近，發展局將它們列入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在官方的「劇本」中，前者被稱作「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典範」，後者是「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傑作」。看來，發展局急於在「中國文藝復興」的舞台上先聲奪人。
然而，如果在歷史上，「虎豹別墅」和「景賢里」這種建築風格並非「文藝復興」，而是稱作「古典復興」，那麼發展局的故事還能那麼精彩嗎？那種為了趕潮流、為了「政治正確」而美化、粉飾歷史的作法，應值得我們警惕。
把歷史之頁翻回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看到，這種建築風格在當時被稱作「宮殿式」或「中國固有形式」。它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在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欺壓下，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另一方面，在孫中山逝世後，新掌權的蔣介石集團亟需為自己樹立中華文化「道統」繼承者的形象。那場被稱作「復興」的建築運動正是這個時期的產物。簡單地講，在時間上，它從一九二五年南京中山陵設計競賽開始，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在思想上，它深受民族主義和復古思潮的影響；在藝術上，它吸收了西方的新古典主義和折衷主義；在設計上，它借鑒了教會的「中國本色」建築，把現代的技術、材料與中國古典建築形式相結合。這即是所謂的「中國古典復興風格」。
南京中山陵為這場古典復興運動拉開了大幕。官方在徵集設計方案時明文規定，參選的方案「須採用中國古式」，因此中外建築師提交的方案均採用了中國古典建築的形式。由於這種復古的建築形式與當時政府提倡「國粹」的政策相脗合，因而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鼓勵。一九二九年，中央政府在南京《首都計劃》中提出：「政治區之建築物，宜盡量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宮殿之優點，務當一一施用。」這即是「中國固有形式」一詞的由來。因此，三十年代在南京、上海、北京和廣州建成的許多官方建築都是「宮殿式」。
由於這場運動由始至終未離開官方的軌道，因而未能出現真正的文藝復興。現在的中國建築史教科書，在談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風格建築的時候，仍稱作「宮殿式」或「中國固有形式」。雖然有兩個標籤，但它們在建築形式和風格上相同，因此學術界把這個時期的中式現代建築統稱為「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虎豹別墅」和「景賢里」也屬於這種復古式建築，所以把它們稱作「中國古典復興風格」，將更符合事實和歷史原貌。
二、徐敬直的故事
「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的講法從何而來？在香港，凡是談到這個專題，都會提到徐敬直的《中國建築》。該書用英文寫成，一九六四年在香港出版。徐敬直生於一九○六年，一九二六年赴美國學習建築，一九三二年回國，在上海創立「興業建築師事務所」。他親身參與了三十年代那場中國古典復興建築運動。他設計的「宮殿式」建築在南京中央博物院設計競賽中獲獎，一舉成名。一九四八年他由上海來香港，此後留在香港執業，是香港建築師協會的首任會長，一九八三逝世。在書中，徐敬直論述了「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的歷史和現狀。從全文來看，他把這個詞作為一個籠統的、開放的名稱，泛指上世紀二十至六十年代幾個不同時期的建築作品，而且經常把「中國文藝復興風格」與「中國風格」、「民族風格」和「宮殿式」混和使用。例如在評論一九六二年的台北故宮博物館時，他說：「這座美麗的宮殿式建築是典型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學者越來越多地使用「中國文藝復興風格」來描述本地的中式現代建築。作為學術研究，如何用詞是學者的自由。但我認為，在保育歷史建築的時候，為了尊重歷史和文化的原貌，最好不要把一個當代的用詞嫁接到過去的語境。特別是，當官方要為「文藝復興」下定義，樹立「獨一無二的文化地標」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小心了。
三、胡文虎的故事
發展局把「虎豹別墅」譽為「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的典範」。我看這塊牌匾過大、過重了。作為典範，它應是同類建築風格的開拓者、領導者或最優秀者，應該是其他人學習、仿效的榜樣。但「虎豹別墅」並非這樣的作品。
一九三五年，新加坡富商胡文虎為第二房妻子陳金枝，在香港建了這座奇特的、童話般的花園住宅。它是按照胡文虎的構思而設計建造的，反映了他在緬甸、中國、印度和東南亞等地生活、營商的經歷，包含了他對儒教、道教、佛教、中國傳統文化及英國殖民地文化的認識。它把商業宣傳和道德說教集於一身，是一座具有強烈胡氏個人風格的「主題花園」。不過，在西式建築上加了天真浪漫的中式屋頂和紅紅綠綠的顏色，這不是「文藝復興」，而是「洋涇浜」，是一盤拼湊了多種文化元素的「拼盤」。所以，儘管「虎豹別墅」在豪華程度上是一個「典範」，但在建築藝術上是一個平庸的作品。作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本土文化，它確有保育價值，但這樣的建築既不是上世紀中國古典復興的典範，也不可能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復興的樣板。
歷史建築保育不是編童話，而是講實話。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保護歷史建築的原貌，不單要保護「硬件」——建築外牆的原貌，還應保護「軟件」——歷史文化的原貌，對史料進行整理、考證和研究。遺憾的是，在歷史建築保育中，軟件部分總是太「軟」，歷史研究不夠嚴謹，不僅未能提供翔實的史料，還時常出現改編、修飾、「補充」歷史的情況。而且為了給歷史建築增添分量，經常使用誇張的語言，動輒「典範」、「傑作」。這是官場的「固有文化」，還是官員平日讀地產商「售樓書」太多的緣故？如果我們把「虎豹別墅」當作中國文藝復興的「典範」，那麼「中國的佛羅倫薩」將只能是一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