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杆屋：探古尋真/方 元
圖：旗杆屋﹕前駐港英軍三軍司令官邸 方 元攝
每次參觀前三軍司令官邸，總覺得那張簡短的說明書與建築的一百六十年歷史不相稱。
這座養得白白淨淨的小洋樓，又稱「旗杆屋」，是香港英治時期最重要的一座歷史地標。如果能讓它把所見到的一切寫出來，那將是一部沉甸甸的史書。最近看到一本書講到「旗杆屋」等建築，勾起我的好奇心。書名是《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中華書局出版）。這部兩百六十頁的學術專著，在香港海事博物館前館長周家建的領軍下，由香港、英國和加拿大的學林高手組成武藝超群的團隊，以十九人的強大陣容PK十八座老建築。讓我就此機會向高手們請教幾招：
石頭上的字
小時候，父親帶我看建築的時候，常讓我去牆根找一塊有字的石頭，那上面沒有刻着《紅樓夢》，而是建築師的名字。這個老傳統現在只能在一些老建築上還能找到。不過，「旗杆屋」的那塊基石一直下落不明，以至設計師的名字成為一個謎。《建人建智》說：「建築物是由英軍皇家工兵團柯治少校設計」。對此我有存疑。
就我所知，關於「旗杆屋」的設計師現在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版本，除了柯治少校外，還有其他兩個人選：科林遜中尉和蘇格蘭人布魯斯。現有公開的史料只說柯治少校負責建造官邸，並未說他是設計者。對於史料中缺失的部分，研究者可作合理的推測，但應表明這是假設，以避免讀者將它誤作史實。我有一個推測，算是「第四版本」：
此時期在工程部擔任總檢測官的高登和署理總檢測官的急庇利有可能是主持「旗杆屋」設計的負責人。根據殖民地早期的管理模式，工程兵指揮官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建築施工和地形測繪，總檢測官則是負責建築設計，並在設計圖上簽字的人。例如，一八五五年建成的港督府即由急庇利負責設計。根據當時的設計圖，可以看出建築的風格與「旗杆屋」是相同的。因此，由總檢測官作建築設計的可能性大於工兵軍官。還有第五種可能：官邸由倫敦的建築師設計，然後把圖紙送到香港，由柯治少校負責施工。
兩百年大河
研究香港英治時期的建築，必然要參照英國的建築。《建人建智》的作者也是這樣做的：「官邸的帕拉第奧式立面設計，與英國格林威治的皇后大宅同出一轍」。我覺得此言有失準確。
不知作者們是否注意到，皇后大宅在一六三五年建成，而「旗杆屋」則在一八四六年建成。在兩者之間橫着一條兩百一十一年之寬的大河。雖然皇后大宅是「旗杆屋」的原型，但由於時代、地點、技術等條件都不同了，因此兩者不可能相像到「同出一轍」，例如：
「旗杆屋」與皇后大宅的座向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建築的尺度比較小；皇后大宅只有一層愛奧尼亞柱式敞廊，而「旗杆屋」有愛奧尼亞柱式和多立克柱式兩層敞廊；
皇后大宅是平屋頂，上有花瓶欄杆女兒牆，而「旗杆屋」沒有女兒牆，採用四坡屋頂，鋪本地的陶瓦。
「旗杆屋」為了適應香港的氣候條件，在東、西、南三面加建了外走廊，這個「本地化」的特點成為香港與英國建築之間一條清晰的分水線。
以上這些都是建築的主要特徵，說明兩座建築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作比較研究的時候，不單要指出英國建築對香港的影響，還應找出香港建築的變化。倘若在香港與英國建築之間簡單地劃等號，那將失去研究的意義。
不是古羅馬
各門學科都有自己的專業名詞和概念，建築學也如此。在研究西式建築的時候，「柱式」是最常見的專業辭匯。《建人建智》說：「遊廊間的多立克柱式及愛奧尼亞柱式，則反映出帕拉第奧主義對古羅馬建築元素的運用」。
不過，據我對西方建築的認識，雖然帕拉第奧風格源於意大利，但這兩種柱式應出自古希臘建築，而非古羅馬。正是由於有這個因素，在官方的說明書上，「旗杆屋」被稱作「希臘復興式建築」。典型的古羅馬柱式有科林斯柱式及複合柱式。有些學者將古希臘與古羅馬混為一談，不以為意。其實這是一個不應忽視的錯誤，因為古希臘風格與古羅馬風格的背後有不同的文化涵義。該書在介紹「帕拉第奧主義」時說：「該主義……在十七世紀由瓊斯把其引入英國」。但據我所知，瓊斯引入的是風格，而不是「主義」。事實上，「帕拉第奧主義」是在十八世紀，即瓊斯故去六十年之後，才在英國出現。領軍的大將是坎貝爾和伯林頓勛爵。
帽子太高了
「九七」之後，尋找文化身份在香港成為一股熱潮，歷史建築經常成為文化身份的投射對象。但應注意的是，不要為了拔高自己的文化身份而過度地抬高歷史建築的身價，也不要為了強調本地建築的重要性而給它戴高帽子，甚至簡單地把它與其他地區的著名建築劃等號。現在有些帽子大得連阿媽也唔認得，例如，在域多利監獄和中區警署建築群保育活動上，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許日銓說：「屹立中半山的中區警署古蹟群……如北京有它的紫禁城。」
任何具有建築和藝術史基本學識的人，都不會如此輕佻地把這兩座建築相提並論。不管警署怎樣「屹立」，也頂不住「紫禁城」這麼高的帽子。無論在歷史和文化意義上，還是在功能和規模上，兩者都不可相比。論藝術價值和歷史地位，兩者有天壤之別。作為專業學者，許館長那樣講，實在缺乏科學的態度，不但不能抬高警署的歷史地位，反而踩低了港大博物館的學術水平。
做鏡子的人
最近與一位青年學者談起研究歷史的方法，他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他說，在大學學歷史的時候，老師教他們用編「古仔（故事）」的方式來「建構歷史」，不必注重史實求證，只求自圓其說。老師說，這是英國的研究方法。
我沒有讀過那家香港的名校，但在英國的大學打過幾年書釘。我的導師、我讀的書，都要求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忠於事實，嚴謹求證，切不可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選擇性地利用史料「建構歷史」。
歷史學者的職責是尋找歷史真相，而不是編造歷史假象。編「古仔」的人應稱作歷史小說家，而不是歷史學家。作為小說家，你可以用歷史故事作素材，加入主觀想像，盡情發揮創意。但作為歷史學家，你應該以歷史事實為本，保持客觀態度，讓事實解說歷史。
香港最近幾年在歷史建築方面，「建構歷史」的情況比較突出，例如「孫中山紀念館」中關於孫中山與何甘棠同窗之誼的「古仔」，「域多利監獄美術館」中關於香港第一座建築的「古仔」等。我在《一別鍾情：香港建築十日談》（萬里書店出版）中對這些「古仔」有詳細的分析，不在此贅述。我只想補充一點：當歷史學者為預設的政治觀點服務的時候，他所建構的很可能是偽歷史。
歷史是面鏡子，歷史學者是做鏡子的師傅。幹這一行，不能胖人來了便做凹鏡，瘦人來了便做凸鏡，而是要做一面能反映真實面貌的鏡子。最後，我想引用西塞羅（Marcus Cicero）那句老得只剩下骨頭的話作結語：歷史學家要遵守的法規是：第一條，他不應講不真實的事；第二條，他應制止不真實的事。而且，在他的文章中不應有一點偏袒和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