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懷泰戈爾/彭齡 章誼
今年適逢印度大文豪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誕辰150周年及逝世70周年，對外友協籌辦了盛大紀念活動。歐美評論家曾將紀伯倫的《先知》和泰戈爾的《吉檀伽利》共譽為「東方最美妙的聲音」。我們還清楚記得半個多世紀前，在北大讀到這兩本書時，立即被這「東方最美妙的聲音」深深吸引。後來又陸續讀過泰戈爾的《園丁集》、《飛鳥集》、《新月集》……那時在內地大政治氣候的影響下，學校的政治運動：紅專辯論、反右、反右傾……也一個接着一個。這「東方最美妙的聲音」顯然與辯論會上激烈的爭辯聲，批鬥會上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不相協調。而我們卻像詩人臧克家形容的「如食異味，越食越貪」，運動間隙，常「貓」在燕園哪個角落，沉迷在這「東方最美妙的聲音」中……
女作家冰心曾說過《先知》與《吉檀伽利》「有異曲同工之妙」。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到黎巴嫩任職，受紀伯倫博物館館長庫魯茲先生之託，代博物館找尋一本冰心譯的《先知》，有幸與冰心老人結識。曾聽她這樣品評過紀伯倫與泰戈爾，她說：「泰戈爾是貴族出身，家境優越，自幼受過良好教育。他的作品感情充沛，語調明快，用辭華美。格調也更天真，更歡暢，更富神秘色彩。而紀伯倫是苦出身，他的作品更像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在講為人處世的哲理，於平靜中流露出淡淡的悲涼。」
泰戈爾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加爾各答一個有深厚文化積澱的家庭，父親是著名哲學家，哥哥、姐姐也都是社會名流，泰戈爾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聰穎伶俐，備受全家寵愛。泰戈爾父母對子女管教雖嚴，卻從不拂逆他們個性發展。泰戈爾不喜歡學校刻板生活，父母便為他請家教，並讓哥哥、姐姐扶助。他特別喜歡音樂與寫作，當他嘗試着用孟加拉傳統詩的韻律寫出第一首詩時，尚不足9歲。這種傳統文化藝術的薰陶，給他日後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15歲發表了第一首散文詩《野花》，17歲出版了處女作《詩人的故事》。同年赴英留學，初學法律，後轉入英國文學與西方音樂研究，回國後專事文學創作。
20世紀初，泰戈爾接連遭遇不幸：喪偶、喪女、喪父，這一系列打擊，使他深感人世的悲愴，這種哀傷也表現在他的《回憶》、《渡船》等作品中。20世紀初，也是印度反殖民主義運動蓬勃興起，社會激劇變革的時期，他沒有沉緬於個人的不幸，而是積極投身民族獨立運動，1910年創作的長篇小說《戈拉》，真實反映印度社會生活各層面複雜的糾葛，塑造了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戰鬥者的形象。同年，使泰戈爾後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並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詩集《吉檀伽利》在印度出版。這本詩集最初是用孟加拉語按孟加拉傳統抒情詩的格律寫的，雖在國內獲得好評，卻沒太大國際影響。也是這一年，他旅居倫敦後，開始將《吉檀伽利》、《渡船》與《奉獻集》中的部分詩譯成英文，仍用《吉檀伽利》的書名在倫敦出版。「吉檀伽利」是孟加拉語「獻詩」的音譯，詩集中除歌詠愛情、友善、景物、風光之外，還有一些帶有神秘色彩的頌神詩。這是泰戈爾受印度傳統的泛神論——「梵我合一」哲學思想影響的反映，他頌揚的並非宗教意義上的神，而是詩人追求的理想與光明的化身。正如郭沫若所說：泰戈爾「只是把印度的傳統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為了更自由地表達原著的思想，他擺脫了原詩格律的桎梏，將它們譯成富有韻味與節奏感的散文詩。令他自己也未料到的是，這本書一面世，立即轟動了倫敦與西歐文壇，並榮膺191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證書這樣寫道：
由於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美的詩篇，這些詩不但具有高超的技巧，並且由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便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
泰戈爾是印度與亞洲第一位獲得這崇高榮譽的人。他的文學創作隨之進入又一個高潮期，相繼出版了《園丁集》、《新月集》、《飛鳥集》、《流螢集》等散文詩集；《春之循環》、《紅夾竹桃》等劇本；《四個人》、《家庭與世界》、《兩姐妹》等中、長篇小說，以及《中國的談話》、《俄羅斯書簡》等散文、隨筆。其中對中國作家與讀者影響最大的，可能要數1916年出版的《飛鳥集》了。《飛鳥集》包括325首寓情於景、於物，充滿哲理的無題詩，大多數只有一兩行，幾乎全是詩人電光火石般對自然景物剎那間的印象、聯想與感悟。它最初的中譯者、著名文學家鄭振鐸說，這些詩「像山坡草地上的一叢叢野花，在早晨的陽光下，紛紛伸出頭來。隨你喜愛什麼吧，那顏色和香味是多種多樣的。」《飛鳥集》內容包羅萬象，泰戈爾用他那顆赤子之心和博大、深邃的人生哲理，抒發他對人民、對生命和對大自然的摯愛。他熱誠賦予一切美好事物——一隻鳥，一朵雲，一株草或一團螢火以鮮活的生命，來喚起人們對理想與光明的追求：
鳥兒願是一朵雲，雲兒願是一隻鳥。
雨點吻着大地，微語道：我們是你思想的孩子，母親，現在從天上回到你這裡來了。
我的夢幻恰是一團螢火——在幽暗中閃爍着靈動的流光。
天空沒有鳥兒飛過的痕跡，但是我已飛過。
我的心是曠野的鳥，在你的眼睛裡找到了他的天空。
我的思想隨着這些閃耀的綠葉而閃耀，我的心靈因為這些日光的撫觸而歌唱。
瀑布唱道：當我找到了自由時，我找到了我的歌。
那些把燈背在背上的人，把他們的影子投到了自己的前方。
錯誤經不起失敗，但真理卻不怕失敗。
……
冰心在《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文章中回憶說，她偶然讀到鄭振鐸譯的泰戈爾的《飛鳥集》，立即被那些「很短的充滿詩情畫意的哲理的三言兩語的詩句」傾倒，她也嘗試着「把自己許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裡」，這便有了《繁星》和《春水》。她在《遙寄印度哲人泰戈爾》中深情地說：「泰戈爾！謝謝你以快美的詩情，救活我天賦的悲感；謝謝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靈的寂寞。」1953年她赴印度訪問了75天。她說，在印度尤其是在孟加拉語的省份，時時都能感受到人們對泰戈爾的熱愛，他的長長短短的詩歌在男女老幼的口中傳誦。她認為泰戈爾偉大成就在於他在印度社會劇烈動盪、變革的年代，奮力「排除他周圍紛亂窒塞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從英國傳來的西方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優秀的文化。」他身體力行「進入鄉村，從農夫、農婦、瓦匠、石工那裡聽取了神話、歌謠和民間故事，然後用孟加拉文字寫出最素樸、最美麗的文章」，並參加與領導了印度的文藝復興運動。
其實，泰戈爾的成就還不限於此，他還是著名作曲家，畫家與社會活動家。他一生創作過1500餘幅畫作，2000餘首歌曲，其中許多熱情洋溢的愛國歌曲曾鼓舞印度人民反抗殖民主義的鬥爭。《人民的意志》與《金色的孟加拉》分別被選定為印度與孟加拉的國歌。
泰戈爾對中國文化十分推崇，1924年4月，由著名詩人徐志摩熱誠推動，梁啟超、蔡元培等以北京講學社名義邀泰戈爾訪華。泰戈爾把此行定義為「向中國古老文化敬禮和修補印中兩大古文明的交流」。他由上海、杭州抵達徐志摩家鄉嘉興海寧硤石鎮時，「觀者如堵，各校學生數百名齊奏歌樂，群向行禮，頗極一時之盛」。
在北京他會見了梁啟超、沈鈞儒、蔡元培、梁實秋、梅蘭芳等名流。徐志摩、林徽因還聯袂演出泰戈爾的劇作《齊德拉》慶賀他64歲誕辰。北京各報刊登了銀鬚銀髮，一襲長袍的老詩人，在徐志摩、林徽因攙扶下在天壇遊覽的照片。然而，泰戈爾此行聽到的並不都是頌揚與掌聲。當時中國正處在殖民主義列強與封建軍閥雙重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方興未艾，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也提出「以俄為師」，「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泰戈爾主張的非暴力的泛愛主義，「用心中感情的溶液，融化外部世界」，「在心智的幫助下，對人心來說，抵達重塑的世界的道路是暢通的」顯然不合時宜。五十年代在北大最初讀泰戈爾的詩作時，曾驚異除了我們熟悉的馬雅可夫斯基的「無論是詩╱無論是歌╱都是炸彈和旗幟╱歌手的聲音╱可以喚起階級」，以及郭小川在《致青年公民》中反覆叮囑，要我們「投入火熱的鬥爭」：「鬥爭╱這就是╱生命╱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這類雷霆、號角般激越的詩句之外，竟還有如此美妙的樂音！可是，隨着政治運動的深入，不僅泰戈爾的詩文不敢再讀，連每日從早到晚座無虛席的圖書館也空無一人，因為誰也不願被扣上「走白專道路」，「不關心政治」的帽子……
到20世紀30年代，殘酷的社會現實，也讓泰戈爾認識到非暴力的泛愛主義拯救不了社會，他的詩作也由過去那種蘊涵哲理的輕快小詩轉向了尖銳的政治抒情詩。如他在《責問》中，就直面宇宙的主神薄迦梵：「薄迦梵╱世世代代，你向這無善的世界╱一次次派遣救世的使者╱他們宣揚要寬恕一切罪孽╱熱愛所有的人╱從心裡摒棄仇恨」，而現實卻是：「暴力戴着面具╱在偽善的夜幕裡戕害無辜╱面對無力控制的強權的罪惡╱法律裁決在幽僻處無聲地嗚咽……」，詩人說：「今日，我的橫笛吹不出樂聲╱喉嚨已經塞壅╱晦日牢籠似的昏黑╱把我的祖國囚於噩夢之中╱我因此含淚責問：薄迦梵╱毒化你空氣的人╱撲滅你光華的人╱你難道也饒恕，鍾愛他們?」1937年日寇發動侵華戰爭，泰戈爾多次發表詩作、公開信和演說，表達對中國人民的同情、支持及對日寇的譴責。同年他在聖地尼克坦國際大學，創辦了中國學院，並發表了著名演說《中國與印度》。1941年，泰戈爾病中寫了最後一篇演講稿《文明的危機》，宣布自己年輕時曾信賴的對歐洲、特別是英國文明的信念，由於他們對東方殖民地瘋狂掠奪與榨取，已經徹底破滅。他滿懷信心地預言：「從太陽升起的東方，黎明將要到來。」這年8月7日泰戈爾與世長辭。
隨着新世紀的到來，各種版本的泰戈爾著作得以在內地廣泛流傳，我們也因之再次走近泰戈爾。拂去歷史的塵埃與偏見，可以對他有更全面，更客觀的了解與認識。只是，隨着歲月流逝，年輕時曾讀過的警句，竟未留下多少印象，譬如，泰戈爾說「暮色漸濃，得抓緊多趕些路。」半個多世紀後重讀，直覺得這是這位銀鬚銀髮，一襲長袍的哲人對我們的諄諄叮囑。以致一提起泰戈爾，耳邊便響起這警語，催促我們匆匆「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