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尋常的兩次「北上」
圖：楊奇於1988年─1992年擔任《大公報》社長\黃寶儀攝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人士以及廣大文化界、知識界民主人士之間的親密友誼和合作關係是在歷史上形成的，經受過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上世紀40年代，中共中央曾兩次下達指示，在香港組織營救數百名文化界人士脫離險境和接送大批民主人士北上進入解放區。中共領導的這兩次從香港「北上」行動雖困難重重，但都事關重大，一次是要保護國家的「文化脊樑」，一次是為確保新中國的建立。
時至今日，知道中國共產黨這兩次香港行動的人並不多，而親身經歷過這兩次行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記者有幸日前在廣州見到了親身經歷過這兩次行動、曾擔任《大公報》社長之職的楊奇。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創造的兩大奇迹。這兩次行動都是偉大的系統工程，比打一場戰役還要困難得多。」雖已年近90高齡，但楊奇老人談起那段歷史，卻彷彿是講述發生在昨天的事情。
急電部署「搶救文化人」
第一次是在抗日戰爭時期。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一天，日軍進攻香港。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宣布投降。由於港九戰爭爆發突然，結束也快得出乎意料，香港160萬同胞尤其是旅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頓時陷入困境，後者隨時有被日軍逮捕、殺害的危險。日本特務機關「大東亞共榮圈事務所」在報上刊出「請鄒韜奮、茅盾先生參加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啟事；文化特務和久田幸助還在各個戲院打出幻燈：「請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先生到九龍半島酒店會晤」。內地文化人來港時間不長，不通粵語，社會關係少，處境十分兇險。
在一封未註明時間、但從內容判斷應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發出的致香港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的電報原件中，已對「搶救文化人」做出部署：「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將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請先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後集中桂林」、「政治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華日報出去的人可來重慶」，信中並特別強調「孫、廖兩夫人及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人望幫她、他們離港」。
抗戰初期，中共設立於香港的機構除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外，尚有中共粵南省委和香港市委等秘密辦事機關，各有各的聯繫渠道。香港淪陷後，秘密營救工作分為兩步：第一步是組織文化人由港島偷渡到九龍。偷渡指揮部設在灣仔洛克道的一幢洋房裡，並在銅鑼灣避風塘租用大盤艇作為海上轉運站。根據九龍方面傳來的情報，日軍為了擺脫港九地區糧食和燃料匱乏的困境，決定把一批居民疏散到內地去。為了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從1942年1月5日開始，港島的文化人先後偷渡到九龍。
「兵分四路」安全脫魔爪
「走在今天的銅鑼灣，你肯定想不到，當年撤離路線的起點就在銅鑼灣避風塘。我們通過廖安祥的關係租了兩條盤艇作為駁船停在維多利亞港當中，當天晚上先通過避風塘的小船將文化人送到駁船上過夜，而後等到第二天早上天剛蒙蒙亮，就又用小船將文化人偷渡到九龍紅磡附近偏僻的地方登陸。」楊奇回憶起這段經歷，掩飾不住得意。
營救工作的第二步是組織文化人返回內地。早在日軍進攻香港以前，東江游擊隊政委尹林平即指示部隊：「一旦戰事發生，就要向香港邊界靠攏，以便接應在港同志的轉移或撤退。」這樣，有備而來的東江游擊隊很快在九龍半島開闢了兩條撤退路線，一是從青山道經荃灣、大帽山、元朗、白石龍進入寶安游擊區的陸上交通線；二是九龍至西貢經過沙魚涌進入惠陽游擊區的水上交通線。文化人偷渡到九龍後，先進入秘密集中點加以休整，然後由水陸兩線分別出發。絕大多數文化人是混雜於回鄉難民中經陸上交通線返回內地的，其中包括茅盾、鄒韜奮、沈志遠、楊潮、胡繩、劉清揚等。走水上交通線的則是那些政治面目已經暴露的人士，包括張友漁、韓幽桐夫婦以及電影明星胡蝶等。
還有一部分文化人是直接走水路撤離香港的，他們大多是居港時間長、具有較高知名度的電影界、戲劇界人士，走關卡林立的陸路易遭不測。他們先在干諾道的大中華酒店集中，然後乘走私船隻，經長洲島過伶仃洋到澳門，由澳門的中共秘密聯絡站幫助前往廣東台山、湛江等地。走這條路的有范長江、司徒慧敏、蔡楚生等幾十人。何香凝與柳亞子父女則是從鯉魚門乘船到西貢，在東江游擊隊海上巡邏隊幫助下到達海豐。
這場秘密轉移大營救歷時近200天，與日軍、偽軍、土匪等鬥智鬥勇，出奇制勝地營救出滯留香港的抗日愛國文化界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800餘人，創造了整個過程沒有一人損失的奇迹，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夏衍也指出，「大營救表明黨中央、南方局對知識分子的關懷，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
護民主人士參加新政協
第二次是在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4月30日，隨着解放軍逐漸在戰場上殲滅國民黨軍隊，中共中央在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共的號召發表後，得到了主要以香港為基地開展民主鬥爭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開始想方設法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進入解放區，籌備新政協。
當時的香港，特務雲集。在這種情況下，大批的民主人士要離開香港去解放區，困難很大。中共華南分局、香港工委和中共中央派往香港工作的人員，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作了很大努力，從1948年8月開始一直到1949年3月，分四批把民主人士從香港安全接送到解放區。
第一批接送北上的有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10餘人，他們於1948年9月，乘坐中共開辦的「聯和公司」租借蘇聯貨輪，以運貨為名，經台灣海峽、大連，到朝鮮的羅津，然後赴哈爾濱。
第二批11月23日出發，乘由新開設的「華潤公司」租借掛挪威國旗的貨船，船上有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陳其尤、沙千里等人。船經大連，在大東溝拋錨後改乘小船上岸，再經丹東到哈爾濱。
第三批民主人士有李濟深、茅盾、朱蘊山、章乃器、彭澤民、鄧初民、王紹鏊、柳亞子、馬寅初、洪深、施復亮、翦伯贊、梅龔彬、沈志遠等30餘人。如此多的民主人士離港，目標很容易暴露。對此，周恩來十分重視，直接電示具體安排，要求確保安全。這次仍租蘇聯貨船，時間是12月26日晚。為了安全，負責接運工作的人員，事先都個別通知上船地點，互相都不知道何人同行。他們打扮成經理、客商、學者等各種類型的人物。船到大連後，這批人由大連乘專列經瀋陽抵達哈爾濱。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從香港出發的，有黃炎培、盛丕華等人，3月25日到達北平。
當時國民黨對這數百名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的突然離港，感到非常驚奇，只有自嘆回天乏術了，不得不承認其政治上的失敗。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宋慶齡、張瀾、李濟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黃炎培、郭沫若出任政務院副總理，15位民主人士出任部長，19位民主人士出任中央政府委員。民主人士和中共一起，完成了建國大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