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授受不親」議/宋志堅
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人類社會大概是經歷過男女裸處的。衣衫之功能，首先是保溫，然後是遮羞，實施「男女有別」之禮，乃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一種進步。即使在儒學之源頭，「男女關係」之禮似也不像以後那麼僵硬。孔夫子在《論語》中評述之《詩》，不僅是「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如果放在明、清之際，大概也都像《西廂記》中的「我是多愁多病的身，你是傾國傾城的貌」一樣，會被當作「淫詞艷曲」的，在孔夫子看來，卻是「樂而不淫」，而且「思無邪」。
「男女授受不親」這意思是《禮記》中就有的，叫做「男女不雜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只就「男女關係」而論，此說已屬矯枉過正。《孟子·離婁上》有一段對話，專說「男女授受不親」。淳于髡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回答：「禮也。」淳子髡又問：「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回答：「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淳于髡提出的問題相當刁鑽：既然「男女授受不親」是「禮」，那麼，嫂子溺水了，小叔子援之以手去救，豈不於「禮」有悖？這可不僅是以手碰手的事，說不定還得把嫂子從水裡面抱出來背出來呢。孟子的回答卻是肯定的，他認為事情總得權衡輕重，「嫂溺不援，是豺狼也」，還談得上什麼禮與非禮！可見，在被後人稱為亞聖的孟子那邊，這個問題也是可以靈活變通的，他並不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死守教條。
淳于髡與孟子討論的只是一種假設，西漢酷吏郅都任中都尉時卻真的遇到了這樣的倫理難題：郅都跟隨漢景帝以及賈姬一起去上林苑，賈姬如廁，一頭野豬闖了進去，景帝目示郅都，要他進茅廁去保護賈姬不受野豬之傷害，郅都卻硬是不肯「援之以手」，他當然不是怕死，不是怕與野豬格鬥，只是礙之於「男女授受不親」之「禮」──男女之間連手碰手都不行，一個大男人能在女人如廁之時闖進茅廁去嗎？遺憾的是，郅都對這個倫理難題的實際解答，遠比孟子遜色。在他那邊，見死不救是可以的，觸犯「男女授受不親」之「禮」卻是萬萬不可。
杭州西湖邊上的保俶塔，據說是為保佑錢繆而建的，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保俶塔也被稱為保叔塔，並有「寡嫂保叔」的傳說，其「保」的過程不便細述，就仿賈氏筆法來個「此處略去N個字」，讓人自己去想像，反正大大有違於「男女授受不親」之「禮」的。那「寡嫂」在「保叔」之後便自我了斷，成了「節婦」，「保叔塔」也就幾乎成了她的貞潔碑坊。這雖然只是民間傳說，卻也體現了宋明理學盛行之後在男女關係上的主流觀念，男女之間有了絕對不可逾越的鴻溝，尤其是對於女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多少「正人君子」的人格分裂，就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出現。
如果以孔孟為儒學之源頭，那麼，經過兩千幾百年的歷史流變，儒學在許多方面也會變得面目俱非的，不是與時俱進，而是因為僵化而將其推向極端，因為世俗而使它變得圓滑。例如，在孔子與孟子那邊，「中庸」只是恰到好處，恰如其分，無過而無不及，以後卻變得與孔子最討厭的「鄉愿」沒有多大的差別。「男女關係」之「禮」，也在歷史的流變中，被一步一步地推向極端的。即此一端，亦可見儒家末流之並非中庸。
這種流變，似乎還有時隱時現之迹象。遠的不說，前些年，就有一所高級中學「為防學生早戀」，專門給全校一千七百多名女生（請注意，只是女生）開了個會，宣布一條紀律：「今後男、女生之間交往時，兩人的距離不得低於四十四厘米」。這樣的事，出現在重新倡導尊孔讀經的「國學熱」中不足為怪。用這種方式去防止「學生早戀」卻未免有點離奇，不知道提出或支持在情竇初開的男女學生之間安裝這種「防火牆」的人們，是否也想給「男女關係」之流變書寫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