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尉」與「開封府」/安立志
《水滸傳》是小說，小說是虛構的，但在金聖嘆看來，「《水滸》勝過《史記》」，區別只在於，前者「以文運事」，後者「以文生事」。《水滸傳》中開封府審理林沖案，如同《紅樓夢》中應天府審理薛蟠案，雖是小說家言，總能看到現實社會的影子。
在《水滸傳》中，出身破落戶的高俅，只因鑽營權門，被道君皇帝宋徽宗「抬舉為」殿帥府太尉，執掌了大宋帝國的軍權，在林沖案中可以視為「權力」的一方。開封府作為北宋政權的直轄市，在行政、司法合一的體制下，府尹同時也是法官，可以視為「法律」的一方。身為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的林沖，原是「體制內」的人，他的被誣，並非普通案件，分析其中權力與法律的互動，為分析趙宋政權的政治運作，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標本。
案由簡單，證據充分，作為「權二代」的高衙內，仗着「我爸是高俅」，欺男霸女，為強佔林沖之妻，他通過高太尉設局，誣陷林沖手執利刃擅闖軍機重地，意在行刺。林沖落入圈套，如何處置呢？高俅命令把林沖「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水滸傳》第七回）一句「分付」，一個「處決」，這哪裡是案件移交，分明是不折不扣的上級指示！圍繞林沖一案，殿帥府與開封府，高太尉與滕府尹，一個權力，一個法律，其實質地位，顯然不在一個層級。如同葫蘆案中的賈雨村與小沙彌，滕府尹與孫孔目的庭外對話，對宋徽宗治下的政治結構，揭示的淋漓盡致。在權力與法律的關係上，小說是從四個層次遞進敘述的。
第一層次，林沖一案，人證俱在，冤情確鑿，當案孔目孫定鯁直好善，試圖加以周全，卻遭到開封府主要領導人滕府尹的拒絕。他未經審判，「有罪推定」。然而，林沖犯下的「這般罪」並不是法律判斷的結果，而是權勢預謀的誣陷。高太尉不僅「批仰定罪」，甚至連罪名都確定了，「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這說明，在專制政體之下，根本沒有司法獨立行使的空間，法槌只能聽命於權杖，而所有的法庭審理不過是對權力意志的確認與背書。
第二層次，孫定顯然不同意滕府尹的說法，他不無挖苦地指出：「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金聖嘆就此批曰：「雖無孔目唐突府尹之理，然自是快語。」作為「法律工作者」，孫孔目話雖不多，卻痛快淋漓地揭示了宋代法律的實質。在皇權制度之下，既然是皇帝的寵臣高太尉交辦的案子，那麼，法律和「法院」就不可避免地變為「高太尉家的」「家法」和「私刑」。孫定的話，說到了制度的痛處，難堪的滕府尹只會加以斥責──「胡說！」
第三層次，這位孫孔目「鯁直」的只剩「一根筋」，索性扒開了高太尉家的「垃圾場」：「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裡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卻不是他家官府！」金聖嘆在這段話中一則批語頗有意思：「言高府中則多犯彌天之罪耳，應殺應剮耳。」孫定這番話，極其深刻，一方面，真正犯有彌天大罪的正是高太尉本人，另一方面，他的所有罪惡都是由司法機關與之共謀的。
第四層次，孫孔目一口氣說出高太尉的纍纍惡行，使得滕府尹啞口無言，只是訕訕地問道，「據你說時，林沖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兩人合計的最後，仍然只能以司法機關本來就是「高太尉家的」這一事實為前提，並將無辜的林沖定為重犯，「刺配遠惡軍州」。這個結果，沒有改變冤案的本質，只是略微減輕了冤案的程度而已。即便如此，也還是在高太尉「情知理短，又礙府尹」的情況下達成的最好結果。不要以為權力還有些許的憐憫與仁慈，高太尉決然不會放過林沖，後來發生的野豬林、草料場的謀殺事件，就是明證。在當今社會，經常碰到「權大還是法大」這樣的幼稚問題。當今之「法」，雖然叫作「國法」，當今之「權」，雖然稱為「民權」，不要低估了傳統的慣性與文化的惰性。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體制下，「王法」其實是皇帝的「家法」，官員其實是皇帝的「家臣」。以林沖案為例，「高太尉」的意志是凌駕一切的，「開封府」不過是權勢者整肅弱者的枷鎖與鐐銬。在「高太尉」與「開封府」的互動中，「高太尉」言出法隨，頤指氣使指，「開封府」如同奴僕與婢女，在「高太尉」的指使下，「開封府」倒成為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同謀與共犯。「體制內人」，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