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佩然暢談中西文化激盪
圖：何佩然認為，香港的現代歷史濃縮了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本報攝
香港的近現代史充滿中西文化的激盪。鴉片戰爭後，隨着英國文化的登陸，中西文化在香港產生激烈碰撞。作為東西方文明碰撞的縮影，香港既捍衛和存續中國傳統文化，又迎拒與磨合西方現代文化，交織着不同文明的衝突與融合，亦造就了香港的奇迹。
對於中西文化的「交響樂」，何佩然坦言存在不和諧的「雜音」。華人起初非常排斥洋人及西洋文化，其間還爆發過許多衝突，如罷工、抵制洋貨、反對殖民政府等。西方經濟、政治與外交的侵略性，成為中西衝突的根源，而傳教士的努力，某種程度上磨合了中西文化之間的衝突。傳教士來到香港，興建學校、醫院，以及孤兒院、老人院等慈善機構，藉此宣揚其信仰價值，以達致傳教目的，西方文化亦逐漸為華人社會所接受。
傳統風俗保存完好
何佩然特別強調慈善機構在香港華人觀念變遷中的重要作用。當時中西文化對生死觀念存在巨大衝突，華人非常抗拒西醫，認為「解剖」讓人「死無全屍」。但通過東華三院以善行推廣文化的持續努力，以及社會服務的制度化與理性化，令香港華人逐漸接受西醫，在日常生活的一點一滴中，帶來生活習慣、社會觀念乃至價值理念的變遷，使香港人思想日益開放，現代的香港人也愈來愈願意接受新事物。
她說，直至二十世紀上半期，本地人已經開始接受西方生活方式，並改變原有的生活模式。比如「唐樓」，其實是混凝土的西洋房子。中國人的房子通常以青磚和木材建成，取材容易，卻不能建多層。但混凝土的房子可以建多層，這就解決了人口密集城市的居住問題，因而備受華人歡迎。「唐樓」的最大特色在於騎樓，不僅具有通風和採光作用，而且可以下面開舖、上面住人，富有實用價值，所以在戰前非常流行。西方文化正是由於便利生活而融入華人生活，香港人開始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創造自己喜歡的生活模式。現在的香港有較濃厚的西方文明味道，這與當年的融合是分不開的。
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同時，香港亦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此，何佩然指出，殖民者一開始便頒布條例，允許中國人繼續傳統的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而華人要強調自己的身份，就必須保留過年、拜神等傳統風俗。國外的華人，比國內的中國人更加尊重傳統，主因就在於他們身處異地，身份認同必須通過傳統文化來表現。在香港亦然，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是中國人，將傳統文化世代傳承下去。而傳統文化在新界保存得尤為完好，亦與當地居民捍衛自身權益有關。現在，許多年輕人對香港傳統文化感到好奇，自覺地搜集和整理有關歷史，將族譜電腦化，為保留傳統文化創造了一定空間，這是很好的事情。
談及香港現代化經驗對中國的作用，何佩然認為，香港的現代歷史濃縮了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深圳、上海等後起城市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香港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例如香港對貪污、公共建設、教育、食品安全等問題的處理方法，為中國內地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參考，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成功經驗可供借鑒
她說，現在香港與內地都是以經濟為重，因而面臨着一些相似的問題。殖民地時期，香港要發展經濟，必須協調諸多複雜問題，先是經歷清朝政府、國民政府、新中國成立，後有「兩岸問題」、「冷戰問題」，香港人既要關注英國政府的取態，又要重視中國政府的看法，還要兼顧各種關係。每當遇到困難，港英政府總是表現出較強的協調能力，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的三角關係中，審時度勢選擇首要因素，更將社會訴求暨民生問題作為政經發展的重要平衡元素，凸顯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在客觀效果上，借助民意解決棘手難題，手法十分聰明。
何佩然推崇香港的管理與法制。她說，在開放的大趨勢下，世界快速向前發展，經濟增長的背後，必須配合一整套管理制度，而管理制度又必須有法制加以支持與配合。香港已經走過這一階段，中國正在經歷着同樣的階段，因此，香港在管理與法制方面的經驗對內地的發展就顯得愈發重要。隨着經濟的快速增長，必須建立好的管理制度，要保障個人權益，就不能再依靠人治，權益的基礎在於法制，政府、商人與民間關係的平衡，要由法制來調適。香港是法治社會，無論營商還是日常生活，都要受法律規管，這已經成為既定的管理模式。法制作為西方的管理經驗，在香港成功嘗試，在中國內地亦應行得通，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很關鍵，香港的經驗應有助於內地少走冤枉路。
慈善文化深入人心
提及她專長的慈善文化研究，何佩然更是如數家珍。她說，香港的慈善文化有機結合中國傳統道德修養與西方現代管理機制，形成理性管理系統和自覺文化氛圍，亦可資內地借鑒。對於比爾·蓋茨向中國富豪勸捐卻「無功而返」，何佩然直言與教育背景有關，而中國慈善機構的透明度不高，慈善事業未能予公眾以信心，亦是重要原因。
她以香港為例，指港英政府在東華三院成立之初便頒布法令，要求提交年度財政報告，並以《徵信錄》形式向公眾公開善款的來源與去向。政府與民間配合，既給予支持，又不干涉內部管理，藉法制手段進行規管，並給予慈善家適當的榮譽。現在內地政府可以借鑒香港經驗，採取獎勵措施，鼓勵企業家將財富回饋社會，並對慈善機構進行妥善監控。對於賑災，決不能滿足於只是「急賑」，急就賑，不急就不賑，應當從急賑轉化為定期服務，這有助於社會的平穩發展。香港的慈善文化不僅是薪火相傳的社會事業，而且是深入人心的核心價值，在香港，回饋社會是人生的重要責任，惟其如此，才孕育了勇於為大愛犧牲奉獻的眾多義務工作者。
撰文 子忱 立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