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旁聽在北大\鄭球洋
一九二二年夏，為了使自己的生活「多見幾個新鮮日頭，多過幾個新鮮的橋……」，剛二十歲出頭的沈從文決定脫下軍裝，「儘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風塵僕僕地從湘西軍營跑到北京，住酉西會館，「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但是，到得北京沒多久，沈從家鄉攜來的「湘西王」陳渠珍所資助給他的盤纏便告罄，後來便搬進銀閘胡同，到北大做了不註冊的旁聽生。
北京大學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多種社會思潮的發源地，歷史上就有旁聽的傳統。旁聽生是百年名校北大的一道特殊景觀。這一批並不屬於大學編制內的社會群體，給北京大學「兼容並包」的辦學風格增添了頗具平民色彩的詮釋。
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將「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付諸實踐，倡導的是「無人不當學，而亦無時不當學」，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通過開辦校役班、平民夜校，招收旁聽生、選科生等方式，盡可能地讓北大的教學資源惠及平民大眾，甚至對沒有經過任何合法手續的「旁聽生」、「偷聽生」也敞開懷抱。「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這樣的浪漫主義，唯老北大開風氣之先。
自此，北大便開始有了旁聽生，而旁聽風之甚更可謂「前無古人，後啟來者」。也有人指責旁聽制度搞得北京大學亂糟糟，蔡元培有次問老下屬：「守常，你說我這樣辦學行嗎？」李大釗點了點頭：「這就叫『勝地自來無定主，大抵山屬愛山人』。」
從蔡元培時代的北大開始至今，旁聽生傳統便源遠流長，談及這一傳統，曾著有《老北大的故事》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說：「理想中的大學，應該是沒有圍牆的。任何一個公民，只要有時間、有精力，聽得懂相關課程，大學就應該向他們開放。」
再說沈從文，在幾乎沒有任何經濟支援的境況下，忍着飢餓，挨着北京嚴酷的寒冬，這個倔強的湘西人開始向文學領域進發。可是，學歷太低，沒有資歷，想以文學來養活自己，幾乎成了虛幻的可笑的幻想。
在生活上，沈從文困窘到了極點。他幾乎沒有任何經濟來源，連最基本的吃飯問題，都是這裡蹭一頓，那裡混一頓，或者賒帳：在公寓和小飯館吃上幾次。（數年之後，一次他從上海返北京，還在一家小飯館的欠帳牌上，看到「沈從文欠若干元」的字樣。）為了生存，也為把自己思想和生存的特別經歷表達出去，在這段時期，沈從文開始拚命寫作起來。可是，最初他向北京多家報刊寄出的大量稿子，全部石沉大海。這還不算，在《晨報•副鐫》的一次編輯聚會上，他投寄的十數篇文章被連成一個長條，攤在桌上，為眾人奚落。
生活的窮困和精神上不被認同，一般情況下總會很快毀滅一個人的。可沈從文卻有着湘西人的深刻忍耐和倔強，他仍將他的生活閱歷和生命感受，寫成文字，向那些大小報刊一再投去。
瀕臨絕望的沈從文，開始向京城知名作家寫信，傾吐心聲。沈從文向郁達夫投寄的信，當時並沒有保存下來，可在他當時寫作的其他文章中，錄下了一封這樣的求助函。信函的內容，也應當是向郁達夫傾吐的主要意思，「郁達夫先生：在你看我信以前，我先在這裡向你道歉，請原諒我！」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狀態：「一個人，平白無故向別一個陌生人寫出許多無味的話語，妨礙了別人正經事情；有時候，還得給人以不愉快，我知道，這是一樁很不對的行為。
不過，我為了求生，除了這個似乎已無第二個途徑了！所以我不怕別人討嫌，依然寫了這信。我很為難。因為我並不曾讀過什麼書，不知道如何來說明我的為人以及對於先生的希望。我是一個失業人——不，我並不失業，我簡直是無業人！我無家，我是浪人——我在十三歲以前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
過去的六年，我只是這裡那裡無目的地流浪。我坐在這不可收拾的破爛命運之舟上，竟想不出辦法去找一個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張小而無根的浮萍，風是如何吹——風的去處，便是我的去處。湖南，四川，到處飄，我如今竟又飄到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不僅生活，「一個陌生人，在這茫茫人海中，更何處去尋找同情與愛？」他希望能尋覓到文學創作上的知音，得到鼓勵與支持，同情與關愛。
因為面對的是作家，沈從文專門寫道：「我以為『能用筆寫他心、同情於不幸者的人，不會拒絕這樣一個小孩子』，這愚陋可笑的見解，增加了我執筆的勇氣。」可他同時又不敢抱多大希望，「先生對這事，若是懶於去理會，我覺得並無什麼要緊。我希望能夠像在夏天大雨中，見到一個大水泡為第二個雨點破滅了一般的不措意……」
幾位收信的作家中，唯獨郁達夫給了沈從文回應——親自看望了他，請他吃了一頓飯，並送給一條冬天不可或缺的圍巾，還有一篇針對當時黑暗的舊社會表達無限憤懣的文章——《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後來郁達夫便將這封信登載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晨報副刊》上，信中這樣寫道，「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它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信中充滿着對當時舊社會的種種憤懣。講這些給沈從文聽，當然不是怕沈向他借錢，而是以自己一個擁有留學生資格、又在大學教書的人的境況，來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畢業的資格來餬口的你的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在這種現實狀況下，一個沒有錢、沒有靠山、卻抱着美好希望的文藝青年，郁達夫能告誡他什麼呢？「現在為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可是，沈從文這樣的青年，能幹點什麼呢？想到這裡，郁達夫有些激憤起來，他帶着強烈情緒說：「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罷，去製造炸彈去罷！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嗎？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裡的腐泥來調和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罷！我也不知道……」
這番話，顯然是懷着對當時黑暗社會的強烈不滿情緒抒發出來的，所以有譏刺、有調侃、有激憤，但是，情感卻是真實的。
雖然文章如此寫，可是，郁達夫在沈從文的文學道路上，還是給了他最切實的幫助。一九二五年，因了投稿，經郁達夫介紹，沈從文與徐志摩相識，進而得到徐的賞識與大力舉薦，為沈走上文學坦途奠定了重要基礎。這，沈從文也沒有忘懷。一九三六年，當出版一本《從文小說習作選》時，沈在序言中有這樣一段充滿感激之情的話：「這樣一本厚厚的書能夠和你們見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氣，同時還有幾個人，特別值得記憶，我也想向你們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適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達夫先生……這十年來沒有他們對我的種種幫助和鼓勵，這本集子裡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說不定就臥在什麼人家的屋簷下，癟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爛了……」
沈從文便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走出了一條他自己的文學道路。這位文學天才原來沒念過中學，念小學時也是天天逃課，要不是這時候在北大「旁聽」，真難以想像他後來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成就卓越的文學大師。這位傑出的小說家和歷史文物研究專家一生共出版過三十多部短篇小說集和六部中長篇小說，是少數幾個擁有世界性聲譽的現代中國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