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談如何寫周恩來\徐恆足
圖：周恩來夫婦（網上圖片）
一九七七年，在內地黨史學家胡華指導下，中國人民大學黨史教研室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幾位同仁研究周恩來青少年時期，任務是寫一本《周恩來青少年時期的故事》。
為名人立傳，自古以來就是一件非常嚴肅的大事。周恩來是黨和國家的傑出領導人，也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一顆光照千秋的巨星。他那超人的智慧、傑出的才幹、博大的胸懷、無私的品質、高尚的風格，一直被炎黃子孫引為驕傲。青少年時期是周恩來的「成長期」。從那時起，他開始告別命運多舛的童年，在黑暗中探索新的人生之路，靠頑強的毅力經受着各種折磨和考驗。在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之旅中，他有幸接觸了「五四」前後的新文化，新思想，逐漸自覺地把個人命運和民生疾苦、國家興亡聯繫在一起，奮不顧身地參加反帝愛國的學生運動，為以後接受馬列主義、投身無產階級革命積聚了經驗和能量，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寫好青少年時期的周恩來，再現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成長過程，無疑是教育後代的最佳教材。但由於時間較遠，資料不易收集，有些問題也很難準確把握，對作者來說，無論在政治上、文字上都面臨着嚴格要求和嚴峻考驗。出於慎重，書稿寫出後，他們立即呈送鄧穎超，想聽聽她的意見。
對一般人來說，有人給自己的親人樹碑立傳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拔得越高，影響越大越高興。即使有點言過其實，也不以為事。但鄧穎超就是不一樣。她十分清醒地認識到，周恩來既是自己丈夫和最親密戰友，也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為他立傳，不是一家的私事，而是一個有深遠政治、文化和社會影響的大事。從個人感情來說，寫好這本傳記，可以藉此寄託自己的哀思，告慰親人的在天之靈。從黨和國家來說，不僅可以幫助人們解讀黨的歷史，接受革命傳統教育，而且還為子孫後代提供一個學習、借鑒的榜樣。如果寫得不好，哪怕在某個細節上有一點點脫離實際，言過其實，或是在某一問題上有些牽強附會，隨意拔高，不管是出於什麼動機，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失去它的真實性和感召力。為了對周恩來個人負責，對黨和國家負責，對歷史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去寫，不言過其實，不牽強附會，不隨意拔高，要經得起歷史考驗。
在這個思想原則指導下，鄧穎超十分認真地審閱書稿，反覆推敲，深思熟慮後，於十一月十五日早晨約他們去談意見。她從書名、體例到細節，提了很多意見，整整講了一個上午，反覆強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她說：「實事求是就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去寫，不要言過其實，特別是現在更不要言過其實。延安整風的時候反對黨八股，現在我們反對『幫八股』言過其實。這個問題要考慮。」「書名不宜用《周恩來青少年時期的故事》。『故事』二字會沖淡其真實性。」又鄭重指出：「把主席的活動和恩來同志的活動連在一起，這樣不合適。希望把這部分刪掉。……那樣寫，給人的印象是牽強附會。」「第二個題目『從小立志救國』，……有點像林彪的『天才論』。他那時才十二三歲，這樣寫就不符合事實了。」「第五十九頁中寫道：『大家都高興得互相擁抱。』這怎麼可能呢？……我國那時還沒有這個習慣。這樣就不實際了。」這些意見，一針見血，入木三分，語重心長，啟人深思，集中到一點，就是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
以上記敘的雖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讀後卻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這些意見，看起來也很平常，卻切中時弊，入木三分，現在仍有很強的震撼力和指導性。
近年來，在「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和「用『名人效應』打造地方品牌」等口號鼓動下，內地各式各樣的人物傳記，充斥市場，讓人目不暇接。
其中雖不乏精品力作，但卻有不少水貨魚目混珠。有些人為了給自己的親人樹碑立傳，抬高自家的身價，不惜花錢買槍手寫傳記、拍電視，開座談會，搞紀念活動。有的地方政府，千方百計挖掘能與本地區掛得上的各類「名人」，不惜勞民傷財為其樹碑、建廟、搞慶典。那些五花八門的華麗包裝，胡吹瞎捧的不實之詞和顛倒是非的材料、弄虛作假的情節，鬧得烏煙瘴氣。敗壞了中共實事求是的光榮傳統，給中華文化抹黑，其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
重溫鄧穎超當年那些高瞻遠矚的意見，聯想到眼前這些奇聞怪事，真是感慨萬千。鄧穎超那種堅決維護黨的思想路線，旗幟鮮明地反對黨八股、幫八股的嚴肅態度和原則立場，在大是大非面前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精神情操，歷經磨練而堅貞不渝的信念和黨性修養，感人肺腑、令人仰慕，更讓人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