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收入分配任重道遠\□陳文鴻
中國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嚴重，十八大新一屆領導層面對挑戰，責任重大，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轉變，風險不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成功，令人關注。
中共十六大開始時，中國已經面對着嚴重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這主要是市場失控因素影響，沒有非市場力量的干預，單只市場的不平等競爭必然帶來不公平的分配。所謂馬太效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也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政策的結果。歷史的經驗顯示出，少數人先富起來與大多數人共同富裕是對立的矛盾。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不會容許社會分配轉為共同富裕的機制。
中央出台系列措施
90年代應該是中國收入分配轉趨不平等惡化的時候。所以十六大之後，2003年開始，應對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壓力，領導層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免除農業稅，建立最低工資制，加強勞動執法等。因此2003年被視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起點，也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關注的一個工作重心。
問題是，2003年以來近十年。中國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2010年堅尼系數達到0.438 （比香港低但卻在國際上已超越危險的界線）。90年代以來，每年皆以0.1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形勢並沒有扭轉。這個結果反映着中國勞動收入與消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自90年代以來一直下降，沒有轉變。以內地的一些計算看，過去十年裡，勞動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50%以上降至接近45%，最終消費從62%降至47%，居民消費由46%跌至34%。這與OECD國家的發展趨勢相逆，與成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比也極為遜色。後者的成功在於把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用政府因素控制住。居民消費與勞動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代表着企業利潤佔的比重上升，投資和政府收入上升，後者包含着不少公費浪費和失誤投資（如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和豆腐渣工程）。總言之，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最大得益者不是付出血汗的廣大人民，而是企業主（不少是外國企業資本家）、官員和管理層，特別是壟斷行業的壟斷利潤集中，之所以成為社會大問題，也反映着收入差距的只增不減。
實現「提低擴中控高」
以胡錦濤為核心的十六大、十七大領導層，在2004年開始調研，經歷八年時間，由發改委主持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雖經幾番修改仍被拖延。據說今年四季度可制定並出台相關政策，能否趕及十八大出台還有懸念。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調整收入分配的政策立場後，「十二五」規劃也把基本原則羅列。可惜，在2009年前爭論不已。2009年後，即使「十二五」規劃已立法，仍然未有具體內容和相關政策。此足以反映出「先富起來的人」對「共同富裕」的抗拒。據說總體方案中重要的「工資條例」受到壟斷行業的強烈反對已經「夭折」，可見爭持之激烈。
即使發改委內亦有不同意見。例如發改委主管有關工作的部門，在2009年堅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今年開始被迫轉變為初次分配要「公平與效率兼顧」。前者屬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由主義觀點，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已經不再作為發達市場經濟的主流政策，反而後者更接近歐洲福利資本主義的政策取向。國家「十二五」規劃裡已明確列出。
見諸「工資條例」的胎死腹中，「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完善工資指導制度、擴大工資集體協商覆蓋範圍、縮小行業間工資水平差距等主張，亦未必容易在將出台的方案裡可變成具體政策。而「十二五」規劃在收入分配中提的「提低、擴中、控高」，亦不易完全實現。
要有更大魄力智慧
十八大開局時，應當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有一階段性的成就，否則更重要的城鄉差距、農民工的問題，以及再分配範疇裡社會保障的改革完善工作亦會更難推行，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或許會進一步惡化，而不會扭轉。
觀乎中國社會城鄉都曾出現不穩和民眾公開抗權的現象。十八大新一屆領導層面對的挑戰和責任重大，尤其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轉變，經濟風險不小，加上政治風險。新一屆領導層在這方面的政策怎樣，屆時會蕭規曹隨，抑或是會有更大的魄力和智慧完成胡溫未竟之功，令人關注，我們寄予美好期待。
（系列之一）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