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潮》裡夢杭州/柏 樺
葉夢得曾在《避暑錄話》裡這樣評說柳永：「柳耆卿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從此段話中可見，柳永詩歌在當時的流傳盛況，這在文學的歷史上，恐怕也屬一個極端的例子了。但有趣的是，還有另外一個極端，那便是一般文人都不太喜歡柳永，幾乎眾口一詞認為他作為詩人格調不高，屬市井中人，而且寫詩「多近俚俗」，「多雜以鄙語」，淫褻俗濫，總之不為士人道。譬如劉熙載就說他：「詞多媟黷。」（《藝概》）王灼也說他「唯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碧雞漫志》）「但譏評者儘管譏評，謾罵者儘管謾罵，而無形中都受了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與暗示，漸漸走向這條新的途徑來了。所以少游被東坡指出學柳的確據，也只好俯首無言了。東坡雖然不甚服氣，但亦因柳氏的暗示，來試寫他的豪縱不羈的慢詞了。至讀柳氏『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等句，亦驚賞其『不減唐人高處』而代為分辯其『非俗』了。於是王觀的詞集也取名《冠柳》了。即如蘇黃之敢用俗語入詞，秦賀等之鋪敘長調，無不受柳氏的影響；而周美成或則更為顯著。其他二三等作家，在模仿他的風格的，更不勝枚舉了。」這說來真是一個悖論，柳詞的三大特點，即慢詞長調、鋪敘展衍、用字俚俗雖常被人詆毀，但又被許多文人借用，箇中情況由於本文主題並不涉及，因此不能展開。而且所選此首《望海潮》來細讀，本身已說明了問題，即柳永完全可以寫出另一種詩歌，開闊博大、錦腸花骨，正如歐陽凱所說：「錦為耆卿之腸，花為耆卿之骨，名章雋語，笙簧向發」（參見《崇安縣志》，柳永乃安徽崇安縣人）。
《望海潮》一詩在柳詞中久負盛名，在我的詩歌閱讀範圍內，寫杭州能寫出如此富麗氣象的，此詩可謂碩果僅存也。難怪：「此詞流播，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三）金兵直下江南，很可能就與這首詩有關，與「自古繁華」的錢塘有關。須知「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毛澤東《沁園春·雪》）不是嗎？那可正是蒙元入侵前夜我們造極兩宋的時代啊！而柳永此詩又正好為我們全景地展開了宋朝的輝煌與燦爛。
那也是一個物極必反的時刻：「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對於偉大的中華帝國的沉重打擊，這個帝國在當時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華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它的輝煌頂峰，而由於此次入侵，它卻在其歷史中經受着徹底的毀壞。」杭州是一個一晌貪歡，視審美境界為人生最高境界的南宋大邑。它雖然注定了要被毀壞，但在它的造極之時，也注定了要遴選出一位詩人為其歌詠代言，柳永正恰逢其盛，應運而生。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此開篇三句，柳永便以篤定之內氣，從大處入手，總括出杭州古老的人文地理及不懈生機。接下三句「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屬細筆，以補足繁華之狀貌。詞色直是「旖旎近情」（此乃柳詞一貫之特徵），令人想到杜牧的「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用一個現代的說法，柳永這一細筆帶出了南宋與晚唐歷史的互文關係。而南宋杭州的繁華更是超過晚唐的杭州，它「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台相間，全似着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生地設好處也。」（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西湖好處》）其中「參差十萬人家」既是實寫，也是力發千鈞之慨嘆，杭城之宏偉在此一舉托出。這就是當時的杭州，「大自然所賦的空間既如此逼仄，杭州在十三世紀遂成為居住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一些最大的歐洲城市當時只有數萬居民，若和中國的『陪都』相比，唯不過是些小集鎮罷了。杭州的居住人口到一二七五年已逾百萬之數。」吳自牧在《夢梁錄·卷十六·米舖》中也說：「杭州人煙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馬可·波羅一邊為杭州的奢侈美麗傾倒，一邊感嘆道：「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座城市更宏大的了，它方圓達一百英里，到處見縫插針地住滿了人，一座宅院往往住着十或十二家。市郊人口比市內還要多。」
「參差」二字最為豐富傳神，讓人感受到杭州城各式各樣的樓宇，真實建築高低起伏，接棟連簷，寸尺無空，千家萬戶都掩映在翠微之間。而「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又輕輕一筆寫出杭城溫柔安詳又兼熱鬧富貴的一面，此雖然八字，但也包羅萬象，尤其是街巷河橋中埋伏的風流蘊藉之美呼之欲出。直讓人回到了那過去的時光，彷彿我們來到了「中瓦子前武林園，向是三園樓康、沈家在此開沽」的一幕：但見那「店門首彩畫歡門，設紅綠杈子，緋綠簾幕，貼金紅紗桅子燈，裝飾廳院廊廡，花木森茂，酒座瀟灑。……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十，……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夢梁錄·卷十六·酒肆》）這不又正是杜牧遞上的兩個名句：「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嗎？不正是張祜的一句「月明橋上看神仙」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