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與台灣定位\□李義虎

  輿情調研在研究兩岸關係時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在充分注意台灣問題複雜性及島內民意動向的同時,也應該讓台灣方面了解大陸的真實民意,這樣才能在互動中真正加深了解、促進交往。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主持的《海峽兩岸關係輿情調研與分析》,在目前已知的大陸就兩岸關係所做的綜合性輿情調研方面尚屬第一次,是大陸關於兩岸關係理論研究的一次重要嘗試。

  研究基於作者對北京地區部分高校學生進行的調查問卷和實地深度訪談,其中包括部分有台灣生活、學習經歷的學生和在北京大學就學即交流的台灣學生。調查樣本中65%認為「一國兩制」適用台灣,但需要調整,以建立適合台灣具體情況的「台灣模式」,這說明樣本都已認識到台灣和港澳兩地的區別,以及由此帶來的對統一模式的影響。如果考慮佔比27%的「已經在港澳地區實施所以適用台灣」的觀點,樣本總體認為「一國兩制」適用台灣的佔據94%的比例,持肯定態度的傾向性十分明顯。

  首次兩岸綜合性輿情調研

  同樣,對於香港、澳門回歸十多年的「一國兩制」實施經驗是否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樣本中認為「非常有幫助」和「有些幫助」總比例為95%──相對於更為複雜的台灣問題,香港和澳門回歸的經驗無疑是寶貴的。

  有57%的受訪者認為,相對於「港澳模式」,「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大不同在於台灣地區相關「政權法統或稱號」的問題──台灣當局應該有一個適合兩岸現實的「名分」。

  如何界定台灣的地位,事關重大──既要按照一個中國原則,防止「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分裂圖謀,還要考慮到台灣不同於香港和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顧及台灣民眾的接受程度,「既要好看,又要好吃」;與此同時,還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國際干涉勢力的干涉藉口,這無疑是對海峽兩岸各方智慧和能力的一次考驗。

  要有適合兩岸現實「名分」

  而在問及台灣部門民眾對「一國兩制」有抵觸或反對的主要原因,「島內分裂勢力的妖魔化和污名化」因素佔據第一位(37%),但大陸方面的宣傳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問題(32%),比如力度不夠、方式不當,必須相應予以加強和改善。我們在堅定政策的同時,應通過更多的渠道、更為靈活的方式,多層次、多角度、多領域向台灣通報宣傳,設身處地為之着想,加深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認識,減少抵觸和誤解,以爭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也從根本上瓦解島內分裂勢力操縱統獨、省籍、族群等議題的民意基礎。

  在「一國兩制」政策中,大陸和台灣的確切關係應該如何定位?佔70%的樣本選擇的是「大陸中央,台灣地方」,有27%的樣本選擇的是「大陸和台灣地位平等」。而在後續的問題中,佔比30%的樣本認為「一國兩制」中把台灣定位為「特別行政區」的做法是「大大矮化了台灣的地位」,而認為「恰如其分地反映兩岸關係的現狀」的則佔69%,實質反映的是樣本對於台灣地區在中國國家中的地位問題認識有所分歧,大致呈1:2的比例。

  現實中,台灣地區的地位十分特殊,「是省非省」、「非國稱國」──

  「是省非省」,即現有的台灣地區不但有台灣省(所轄台灣本島和澎湖列島),而且包括福建省部分地區(即沿海的金門、馬祖等島嶼),還有東沙和南沙的一些島嶼(如南沙太平島),在行政區劃上涉及包括直轄市在內的多個省級行政單位,實質自然應該比省大。

  「非國稱國」則是指台灣地區雖然不是所謂的「主權獨立國家」,但還保留着從大陸退居台灣、殘存至今的「法統」,還堅守着之前的「中央政權」架構,實行着「五權憲法」以及一整套系統的相關規定,同時擁有自成一體、裝備相當數量先進武器的幾十萬「國軍」。在國際領域,台灣當局還有二十多個「邦交國」,仍然獲得一些國家的「外交」承認,有相應的「國際生存空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台灣仍然具備着作為「國家」的一系列政權架構,加上三萬多平方公里的陸地領土,二千三百多萬的人口,發達的經濟,其在國際社會比相當多國家行為體更具國家「模樣」。

  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台灣地區如何定位,肯定要合理地照顧這個現狀,即台灣的地位要比一般意義上的「省」權限大得多、地位高得多,但肯定不是所謂的「主權獨立國家」。相對於香港和澳門,台灣的定位無論在國際法方面還是實際操作方面均是難點。

  對於「一國兩制」中所稱的「一個中國」,佔52%的樣本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反映出國家認同已經深深扎根於民眾心中。耐人尋味的是,佔據43%的是包含大陸和台灣在內的「大中國」——這是一個相當有想像力和內涵的答案。它既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還是國家認同上的,但在具體的面貌上「猶抱琵琶半遮面」,不是十分清晰,卻能得到相當多的認可。這也是兩岸均能得到相當證明反應和認可的「一個中國」——這實際是「一個中國原則」和「一個中國框架」的模糊認識、模糊表述和模糊處理,同時也是海協會和海基會當初舉行兩岸會談的基礎,也是兩岸相互交流的出發點,將來也會成為兩岸統一的歸宿。

  含兩岸「大中國」或成歸宿

  現有的「一國兩制」成功地解決了港澳回歸問題,但在台灣問題上卻面臨着甚大的挑戰。必須從「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理論與實踐中,根據已有的法律法規,與時俱進,研究「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得出新的適合台灣的框架模型經驗,塑造能夠適合台灣特殊性的「台灣模式」,這方面可適當考量孫中山先生的憲政思想。

  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其關於國家統一、政權架構有很多完整、系統的論述,雖然有些在大陸基於歷史和現實的因素不可行,但對兩岸的地位界定和未來統一後管理模式有良好的借鑒和參照。尤為重要的是孫中山先生關於國家體制和民族統一的相關論述和精神,從孫中山的有關論述(如「國家統一,聯省自治」、「聯邦制」、「地方自治」)入手,不但可以在國家統一模式或方案上獲得台灣各界的認可和支持,同時也是對「一國兩制」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建構「台灣模式」的有益嘗試。

  作者為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

  (本文為中國經濟出版社新書《海峽兩岸關係輿情調研與分析》之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