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作品回顧叛逆一生
圖：安娜·巴爾達莎莉介紹畢加索藍色時期作品《男子肖像》/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畢加索曾說：「當我望着這些依戀的物件時，我才明白：我是什麼也反對的人」。今起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的「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珍品展」，或將帶觀眾一同回顧這位西班牙畫家「叛逆」的一生。
在昨日下午的傳媒預展上，巴黎國立畢加索藝術館館長安娜·巴爾達莎莉和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鄭煥棠到場，為一眾傳媒介紹「遠道而來」的五十六件展品。
今次展出的畫作和雕塑，涵蓋畢加索七十餘年創作歷程，包括藍色、粉紅、原始、立體主義、新古典和表現主義等時期作品。展品依時間順序排布於兩間展廳內，方便觀眾梳理畢加索不同時期畫風的流變。鄭煥棠說：畢加索並非自少時拎起畫筆那一刻起就屬意反叛，他的畫，也曾有過非常寫實的面貌。譬如正對展廳入口一面牆上掛的那幅《帶帽的男子》。
開拓繪畫新語言
《帶帽的男子》是畢加索十四歲時的作品，此時距他開始跟隨父親研習裝飾畫，僅三年而已。該畫寫實風格濃郁，受西班牙畫家Velasquez畫風影響頗深，注重肌膚紋理和衣褶等細節的真實，尚未跳脫寫實主義框架。這種「力求真實」的風格，直到他十九歲那年離家往巴黎後才得以改變。在巴黎，受好友卡薩吉瑪斯的自殺觸動，畢加索作畫漸漸開始注重色塊拼貼及陰影重疊，開始以色彩比擬心境和情緒。藍色時期自此開始，代表作包括他創作於一九○二至一九○三年間的作品《男子肖像》。
鄭煥棠說，自藍色時期始，畢加索開始「玩顏色」，開始「開拓繪畫的全新語言」。而在求新的路上走得更遠些，便走到「立體主義」時期。
他此時的作品《有鬍子的男人》（一九一四年創作）看起來已經「非常畢加索」了，包括將物料（如破布）的日常性摻入畫中，又如色塊的無規則拼接。從《戴帽的男人》到《男子肖像》再到《有鬍子的男人》，二十年過去，畢加索已然拋開早期現實主義畫風，開始「反抗」寫實主義者對「真實」的定義，開始將伊比利亞元素和古羅馬雕塑的原始簡約摻入作品中。安娜·巴爾達莎莉說，布展時之所以將上述三幅畫作並置，意在提醒觀眾留意畢加索畫風變化的路徑，並將這改變與彼時社會及文化背景並置思考。
反叛：傳統繪畫
巴爾達莎莉還提醒，參觀時別忘記留意展廳內的照片和錄像短片，因這些資料或可幫助觀眾了解更多作品創作前後的社會背景和畫家自身經歷種種。其中頗有趣味的一張，是畢加索站在文藝復興時期雕塑家米開朗基羅的代表作《奴隸》旁，他身後，是自己頗抽象的一幅《薩堤爾、半人半羊、半人半馬與三叉戟》。畫作與雕塑一抽象一具象，畢加索本人對繪畫傳統的反叛乃至無視亦得見出。
畢加索的反叛，不單體現在作畫上，也在於他的不從俗與不討巧。二戰時期，他的《朵拉·瑪爾肖像》和《瑪麗─泰瑞莎肖像》本為自己的兩位情人創作，其中不乏紅與橙黃的溫馨筆調。不料，這兩幅從構圖到用色均致敬梵高的畫作，卻被納粹無端斥為「墮落的藝術」。畢加索憤憤於納粹暴政及戰爭塗炭生靈，閉門不出，「隱居」時完成的畫作《捉龍蝦的男孩》、《小孩與鴿子》以及雕塑《貓》，均以溫馨家庭意象入題，似乎想在這紛亂世上尋找一處寧謐心靈居所。
不按常理出牌
然而，寧謐並不是容易尋到的，正如畢加索畫中常出現的牛首人身怪（如一九三四年的畫作《持標槍的牛首人身怪》），意指潛意識中的愛欲與死亡，是畫家本人內心糾葛和矛盾的外化。難怪畢加索曾自嘲：將我去過的地方在地圖上標出，再用線聯起來，會不會是一幅牛首人身像？
牛首人身像也好，半人半馬抑或以工業廢料鑄成的男子半身雕塑也好，畢加索總歸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可以將沉睡的女子化成比目魚模樣，可以將自己的兒子保羅畫得很可愛，也可以將女人的一條腿塗上綠色另一條塗成紫色。他從不被某一種風格或主義規限，所以在他那裡，「創作是破壞的總和」。
「法國五月」藝術節系列節目、香港歷來最大型的畢加索藝術展今起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至七月二十二日。其間將舉辦兩場講座，邀來香港藝術學院高級講師陳偉邦和香港大學人文學者學會Alma Mikulinsky介紹畢加索創作理念與風格。查詢可電二一八○八一八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