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斯大林/李景賢
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
斯大林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於格魯吉亞哥里市，原名朱加什維利。一九○○年開始革命生涯。曾任聯共（布）中央總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聯武裝部隊總司令，有大元帥銜。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享年七十四歲。
像我這樣年紀，即七八十歲的人，對斯大林與中國的關係（又集中表現在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了解得相對多一些，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在斯大林逝世前，看到的是極為正面的一面：這位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和導師，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過無比巨大的貢獻。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感知的更多是斯大林消極的一面：通過王明嚴重干預中國黨內事務；認為中國黨搞的是「人造黃油式（假的）馬列主義」；在中國解放戰爭年代，懷疑毛澤東是「亞洲的鐵托」，要在中國搞「南北朝」，「劃江而治」，即讓毛澤東治長江以北地區，蔣介石治長江以南地區；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年初訪問蘇聯兩個多月期間，斯大林故意讓他坐冷板?，以致他憤憤不平，一再稱在莫斯科只幹三件事：吃飯、拉屎、睡覺。
我從事對蘇聯─俄羅斯方向工作將近四十年，有很多機會接觸我國有關的內部材料，又看到過蘇聯─俄羅斯的解密檔案，還聽到、看到重要當事人——斯大林和毛澤東歷次會談、交談的兩位主翻——師哲（中方）和費德林（蘇方），還有中蘇雙方一些知情人的口述或書面描述，下面就從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係中選出某些側面，據此進行簡略梳理。
四大關鍵節點上的決策
斯大林比毛澤東大十四歲。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起，斯大林就開始關注毛澤東其人，感到他與王明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扎根於中國革命實際之中，在遵義會議後，默認他在中國黨內、軍內，實際上處於最高的領導地位。「西安事變」爆發後第六天，斯大林在回覆中共中央的請示電中，要毛澤東對蔣介石「不可殺」，宜與他加固抗日統一戰線。一九三八年秋，斯大林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延安，宣布毛澤東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在美國授意下，邀毛澤東赴重慶「商談國是」，斯大林要毛澤東前往與之周旋，爭得寶貴的時間。以上四點歸納，我稱之為斯大林在四大關鍵節點上對於中國革命的決策。
長期以來，斯大林一直視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在遠東一個支部，斯毛二人，實際上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斯大林在上述四大關鍵節點的重大決策，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至關緊要。誠然，重要歷史人物的重大作為，都首先為了本民族（斯大林從民族屬性來說，是個格魯吉亞人，但從社會屬性來說，他自認為是個「俄羅斯人」）、本國的利益，斯大林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關於「南北朝」、「亞洲的鐵托」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後不久，蔣介石就撕毀國共「雙十協定」，引爆了中國內戰。在斯大林設定的中國戰略棋局中，中國戰場分為關外、關內兩大塊。據他估計，中共奪取關外的東北，尚不至於引起美國干預，但中共軍隊如入關作戰，就會招致美國軍事干預，這勢必威脅蘇聯東部的安全。於是，斯大林便決定調處國共內戰。一九四八年初，克格勃高官、蘇聯駐華使館原武官羅申，被斯大林選為新任駐華大使，讓他向美方和國民黨政府進行游說，以便國共兩黨劃江而治，來個新「南北朝」。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其政府南退至廣州，在美等國大使拒絕「跟退」的情況下，蘇大使羅申卻受斯大林之命，令人驚訝地也撤到廣州，成了駐「閻錫山政府」的代表。由此可見，即使到這個時候，斯大林還是不放棄在中國建立「南北朝」的初衷。毛澤東感到斯大林對他不信任，這顯然是一大緣由。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當毛澤東接到斯大林要他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電報時，就懷疑其搞「南北朝」的圖謀，遂覆電稱：蔣介石邀他赴渝相談，只不過是「國民黨的和平騙局」。只是在斯大林反覆勸說下，毛澤東才勉強同意去重慶見蔣介石。斯大林懷疑毛澤東會成為「亞洲的鐵托」，也並非空穴來風。他通過多種「內線」得悉兩個重要情報：一是毛澤東在外蒙古、蘇聯在「中國東北固有利益」兩大要害問題上，均持不利於蘇聯的立場；二是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後要同美國拉關係。
毛澤東與斯大林交談、會談的蘇方主翻費德林在回憶錄中，專門談到上述「南北朝」問題。他說，兩位領導人絕對沒有談過此事，這也許是中國人的一個猜想。
中蘇互派大使
對於新中國的成立，斯大林是高興的，這主要出於他對世界大格局和國家安全的考量。這位蘇聯領導人有一個獨特的國家安全觀，其基本內核是：在俄羅斯本土的東、西、南三部，構築起三條「安全緩衝地帶」，而北部的北冰洋，則是其大無比的天然屏障。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在西、南兩部，對斯大林來說，可謂如願以償，缺的是東部這一塊。新中國的誕生，被斯大林視作蘇聯在東方對抗美國、日本最重要的戰略屏障。毛澤東為了使新成立的共和國能夠盡快站穩腳根，在政治、國家安全、財經等方面，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別無它路可走。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蘇互換大使便成了當務之急。還在一九四九年春，毛澤東在西柏坡，就對秘密來訪的斯大林代表米高揚說：新中國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蘇聯。斯大林也急於向新中國派出大使。前些年，我看蘇聯原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寫的回憶錄《重返天安門》時，了解到一個重要細節。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新中國誕生之前幾天，他奉斯大林之命，拜訪了已經進住北京城裡的周恩來。他轉達斯大林的話說，擬派羅申為首任駐華大使。周恩來得知此消息後，即向住在隔壁的毛澤東匯報，過了不一會兒，就作出如下答覆：毛澤東同意斯大林這一提名。
駐蘇聯大使的不二人選
在毛澤東心目中，王稼祥是首任駐蘇聯大使的不二人選，因為唯有此人，他和斯大林兩人都信得過。王稼祥一九○六年八月出生於安徽涇縣，一九二八年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在一九二五年，他剛滿十九歲的時候，就受黨的派遣，先後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三十年代，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九四九年夏，陪同劉少奇秘密訪蘇。在這次訪問期間，履行公務之餘，王稼祥作為「內定大使」，多次到國民黨政府原駐蘇聯大使館察看，準備做接收工作，而此前，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蔣廷黻以及其他館員，已棄館撤往歐洲。
應當指出，有個實情尤為重要。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先後指派王明、博古、洛甫等三名所謂的「國際派」（即在蘇聯留過學的人）領導中共。實踐證明，這三人都成不了氣候，共產國際這位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最終只好選擇了毛澤東。一九三八年秋，斯大林派人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共領導層傳達共產國際（也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其中有兩句話特別要害：「國際認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今後，中共中央「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的問題。此外，斯大林還曾當面對王明厲聲斥道：「今後不要再與毛澤東爭！」對斯大林此舉，毛澤東看得很重，心存感激，認為「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受命傳達斯大林「聖旨」的，不是別人，正是王稼祥。此番當「欽差」，是他本人一生經歷中最「顯赫」的一章。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王稼祥為新中國首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王稼祥大使一行十三人原定於二十日下午五時乘專列前往莫斯科履新。由於新中國剛剛成立，來不及製作護照，我外交部只好為他們集體開了一封證明信，臨時當作護照使用，請蘇聯政府給予關照：「惟因護照不及趕辦，暫發給證明書，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請電達貴國政府分飭沿途關卡查照，准予以外交護照待遇為感。」因為要出席毛主席宴請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的活動，王大使一行推遲至當晚十時才離開北京。
（《毛澤東與斯大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