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紙上染了藍？
圖：本港知名填詞人周耀輝
我並不是一個流行音樂愛好者，因此對於周耀輝，我所知的只有他的鮮綠色襯衫，他在阿姆斯特丹河邊走，以及容祖兒那首《蜉蝣》歌詞中兩隻可愛的怪獸。
因為《紙上染了藍》，我想找他聊聊天。某次在書店偶遇，白色封面上一汪藍色波浪盪漾。翻開看，多是短句，講小時候的蘿蔔糕，媽媽愛看的粵劇《紫釵記》，碌柚葉，爸爸從加拿大來的電報，和玉鐲。兩代人之間的故事，不止有愛，也有內疚，有失望，有不原諒不理解不接受。
周耀輝說：這不是一本歌頌母愛的書。某天夜裡，他從阿姆斯特丹傳whatsapp給我，聊他的新書，他對於音樂和生活的看法。聲音溫柔，很多笑。我說，耀輝（他很喜歡別人叫他「耀輝」而不是「周生」或者「周老師」），你比我想像的快樂。他笑，說，是啊，文人不一定是憂鬱的。
是的，他不憂鬱，但我從他的歌詞他的文字裡，隱隱約約見到「過去」兩個字。我想，他是念舊的人，不然不會一個人坐火車時看《孤獨及其所創造的》，不會記得媽媽的虎骨木瓜酒，也不會寫信給當年拋下他們遠走異鄉的爸爸，想要問一些什麼，知道一些什麼。
他說記下他媽媽故事的紙片，放在牛仔褲裡染上了藍色。我想，也許你我的褪色牛仔褲裡，也有這樣一張染了藍的紙片。
問：這本書的寫作時間跨度比較長（二十四個月），您寫作時是怎樣的狀態？
答：這個書寫計劃對我來說是困難的：一是技術方面，因為我通常寫歌詞，所以對於寫長篇的文字有一種惶恐；第二個困難的原因是要去寫一個和我這麼親近但已經不在我身邊的人。媽媽過世後，我突然醒悟：她究竟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了什麼？我寫下回憶，想用這個方法，令到媽媽繼續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寫這本書，好像和媽媽的一個暗中約定。每一次寫稿，我都會覺得我媽媽又回來我身邊；到交稿時，她又離開了。兩年來我們不斷告別。寫第一篇文章的時候，我去了赤柱，在一個好像天涯海角的地方慢慢寫下一些點滴。那次的寫作地點，對我是很強烈的印記，後來再寫，會留下寫作的地方，可能是想記下我回憶媽媽的時候，究竟身處哪裡。
問：回憶逝去親人的文章，有時難免情緒化，但在我看來，您寫得很克制。為什麼？
答：我覺得我沒有特別去克制。每一次寫都有很多醞釀，坐下，往往思潮起伏，好像進入另一個世界，回到我媽媽身邊，回到我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好難克制。我想，讀者覺得克制，可能因為這些故事有層次，有它們複雜的地方。你愛一個人，當中包含好多其他情感，比如恨，妒忌，和虛榮。當其中的感情複雜了，愛便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不想寫一本歌頌母愛的書。就算我和媽媽好親近，但我們之間的關聯複雜，千絲萬縷，美麗之中也有它的深沉。
問：不少寫作人講，幾乎每本書和每次寫作都有遺憾。寫作《紙上染了藍》，您有什麼遺憾嗎？
答：到我這個年紀，似乎不應該有太多遺憾（笑）。我明白有人會有這種感覺，而且遺憾往往是推動作者再去創作的力量。但對我來講，盡量做到的就是兩個字：圓滿。完成、並滿足。這是我現階段對於創作的想法。
問：作詞對您來說，是工作，還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答：我並不是聽音樂長大的人。小時候看戲多，媽媽帶我和我姐姐四處看戲，多的時候一日看兩場。童年對我的印象，是慢慢明白流行文化的力量。像我媽媽這樣的單親家長，錢不多，要湊大兩個子女，已好辛苦，但她會在這樣艱苦的生活裡，仍捨得花錢帶我們看戲。我想電影，或者更廣闊來講，流行文化，對她來講有一種力量。從小看戲的經歷，再到後來我有機會參與寫歌詞，都讓我覺出流行文化的價值，它能給一些人力量。
作詞是工作還是生活？我想兩樣都有。從工作層面上看，寫歌詞有deadline，有金錢上的牽扯，有與其他人合作周旋的需要，但它的確成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每每我聽到新的音樂，仍然有一種喜悅。這種喜悅不像吃巧克力（笑），是帶?砂石的喜悅，因為不知道這次我要怎樣和這段旋律溝通。不過，每當有機會坐下寫些字出來，總覺得開心。
問：去年，有專欄作家提到香港流行音樂已死。這確是極端的想法，但也不得不說反映出當下香港流行樂壇的某些問題。您身為（半個）圈中人，怎樣看待？
答：關於香港樂壇的討論，其實好多時候都是從經濟出發，比如碟不好賣啊，藝人人氣不夠四大天王那時候高啊，等等。能不能賣貨，歌手能不能開全球巡迴演唱會，歸根結底都是從賣錢的角度來看。這是重要的，因為好多人靠音樂行業為生，但如果我們回到音樂本身，撇開商業考慮，香港現在是不是繼續有好的音樂出現呢？這對我來講是同樣重要的。身邊好多現象讓我覺得，不是啊，現在有新的樂手新的樂團，也有很多有趣的音樂。反正音樂都賺不到錢，有些音樂人反而更放得開，做些更大膽更小眾的事情。
問：您早年的創作比較激進，近年似乎溫和了一些，將更多筆墨留給愛情。為什麼？
答：可能和年紀有關，也許是我對自己生活的這個時代和這個城市，多了體諒。透過歌詞表達我對於世界的看法，這個初衷我不會放棄，但我放開了一些。只是寫一首好單純的情歌，哇，是不是周耀輝做了件傷風敗俗背叛自己的事情呢？（笑）我想，一首好的情歌，令到一些人重新思考感情，也是好事。香港現在的狀況越來越困難，這時我反而覺得不需要執著寫一些大題目。已經這麼困難了，難得有幾分鐘聽一首歌，輕鬆一下。
我想寫社會和寫愛情，對我而言沒有相違背的地方，有時候一些所謂的情歌，也包含了非情歌的隱喻，比如林二汶的《Do You Love Me》。有人聽到的是單純的情歌，也有人聽到情歌以外的一些意思。
問：寫歌詞多年，哪些「訂單」是您不會接的？
答：沒試過有訂單不想接喔（笑）。每收到一份邀約，都是一種緣分。我接受這一場緣分，用自己的方法塑造這一段交往，最終令到結果過得到我自己這一關。我從來沒有交出去卻覺得後悔的作品。而且，越寫，落錯訂單的機會越小，因為找我寫歌詞的人，都知道周耀輝的風格大致是個什麼樣子。
問：為什麼您會在一九九二年離開香港？為什麼選擇荷蘭？去到之後，有否遇見cultural gap？
答：離開香港，最浪漫的講法是因為我認識了一個荷蘭人，產生了一段感情，到某一個時刻，我覺得不如去荷蘭。這是浪漫版，但有時，事情往往複雜過一個「愛」字。當時臨近「九七」，很多香港人想到移民，而且我因為家裡窮，從小到大沒有機會離開香港讀書。我一直嚮往歐洲，嚮往在外面生活一段時間，過不一樣的生活。
離開香港時，我三十一歲。如果不走，我甚至可以看到我未來一世人會是怎樣。而且，我在書中講，我媽媽其實也是一個離經叛道的人，是個離家出走的少女。從某種程度上，我可能學了她，也要離家出走一次。
來到荷蘭的第一年，我住在一個不夠一萬人的小鎮，有河，有寬闊的草地。每天踩單車，幫鄰居遛狗，學荷蘭文，花很長時間在超級市場買東西，煮飯。在荷蘭的生活對於我而言，好像放了個好長的假期。似乎，這假期到現在仍在繼續（笑）。
問：我覺得您是個不喜歡「悶」的人。可在很多人看來，當老師有些悶。為什麼在荷蘭生活了二十年之後，想要回來香港教書？
答：我一點不覺得當老師悶喔（笑）。二○一一年我回來，當時抱?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沒想到，我好喜歡我的學生，他們給我好多生命力，好多希望，支撐起我對於某些自認為重要的事情的希望和熱情。
而且，當老師可以幫我交到比自己年輕二、三十歲的朋友，這些接觸和碰撞很有趣。對我來講，寫歌詞和當老師都可以給我接觸年輕人的機會。若說我現在做的工作是「以生命影響生命」，我覺得一點都不誇張。
問：如果要選一種顏色來形容現在的生活狀態，您會選什麼？
答：要宣傳新書，當然選藍色，全身都染成藍（笑）。生活的狀態好易變，要用顏色形容，恐怕會像變色龍一樣。可如果要用一種顏色形容我對生活的嚮往，我會選綠色或青色。我希望繼續保有那種青春和新鮮，充滿期待地過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