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學店化」培養出不負責任學生\□李繼亭
香港一直以擁有多所頂尖大學為傲，但綜觀近十年，香港的區域競爭力並沒有因此大幅提高，所培養出來的大學生，不能說「水平不濟」，但也無法與「無比卓越」聯繫到一起。當中問題何在？更令人憂慮之處在於，香港大學「學店化」趨勢日益明顯，將學生視作「老闆」，教授成為「附屬」，凡事都順?、捧?學生，這種現象改變了香港學生的責任感，只會一味的要求，而不願作任何的責任承擔；只強調自身的權力，而不顧大眾之利益觀感；只認自己的「正義」，不願作任何的傾聽。眼下的「佔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實是這一問題的體現。
「大學精神」的缺失
香港的大學頭上都有一層光環，但僅此而已。以大學教授為例，一方面是高薪、高祿、高地位，受人尊重，另一方面則是要仰仗學生「打分」，學生不滿意隨時可「開除」教授。當然，許多世界名校也如此，這一現象也可以稱得上是大學界的「國際標準」，似乎無可厚非，有的甚至會反問：不這樣就會被淘汰。這些當然是事實，然而，與一些偉大的學校相比，本港的大學缺乏的卻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大學不是製造商業成品的地方，也不是以製造成品為目的的地方，堅持學術自由固然是極重要的標準，然而除了為學術而學術之外，還應當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應當明白「教育」學生的重責，而不是凡事唯唯諾諾、凡事「交由學生決定」、明知不對仍然要遷就學生，這實際上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因在畢業典禮上拒絕向撐黃傘的學生頒授畢業證書，遭到「泛民」支持者的攻擊，指責他剝奪了學生畢業的權利、干預了學生表達思想的自由云云。有的甚至上綱上線，指他是因政府同意撥地而做出有利政府的行為。
對於批評，陳新滋從未迴避，他日前在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講出心中的「大學精神」，引人深思。他坦言，十多二十年香港教育盲目仿效西方，一些人甚至將「顧客至上」的觀念運用到教育，學生和家長是「顧客」，他自己對此非常反感，認為會令學校變成「學店」。老師不能只?重取悅學生，否則會令他們難以學到對與錯。他又引述《孟子》，指自己身為一個教育家，「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反省考慮後仍覺得所作是對的，就算對方有千萬人也不害怕，這是他做事最重要的原則。
回應部分人提及的「學校民主」，陳新滋指學校裡學生人數必然最多，進行投票只是單純的「學生作主」， 但學校運作不應如此。即使是西方社會，大學的決定都是由具經驗的大學教授作出，是「教授治校」而非「學生治校」，但過程中也要聽學生意見，現時大學的不同委員會都有學生代表參與，學生必須尊重他人意見，這是教育的重要部分。
陳新滋果真教育家矣！敢於揭開社會的謬誤，敢於面對批評，更敢於承擔作為一名大學校長所應承擔的責任。
學生支持「佔中」無可厚非，政治立場不同而已，然而，表達支持「佔中」又豈能犧牲畢業典禮的場合？以這種極其無禮的方式去破壞一場數千人參與的活動，這到底是負責還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從科大到中大再到浸大，出現如此無禮、如此蔑視他人利益與感受的大學畢業生，令人神傷。不要拿什麼「支持民主就是社會責任的體現」來作為藉口，民主最根本的一條在於要尊重他人，這批撐傘的學生做到了嗎？如果不是，那麼他們爭取的又是什麼樣的民主？
校長豈能光做「老好人」
薩伊德曾說，做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確信自己教給學生的具有真理的價值，確信自己傳達的可能是怪異但前後一貫的觀點。知識分子必須在既有的社會體制束縛下，尋求相對的獨立。因此，薩伊德將知識分子刻畫成流浪者、邊緣人、業餘人、和對權勢說真話的人。陳新滋校長是真正的有社會良心與責任感的知識分子！
教育家、文學家朱自清先生在《教育的信仰》一文中指出：「無論是辦學校的、做校長的、當教師的，都應當把教育看成是目的，而不應當把它當作手段。如果把教育當作手段，其目的不外乎名和利。他認為，學校一旦成了『學店』，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遠行的，正如跛的人不能遠行一樣』。」香港的大學校育，是否應當深思這一點？是繼續將學生視作「老闆」，還是教授他們以基本的責任感？
日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一個青年論壇上講出一句可能不是很受歡迎的話，他指，不能單靠做好人解決社會矛盾，對青年人不能只靠「?」，強調要「是其是，非其非」。這句話說得同樣正確。陳新滋如要做「好人」，大不了學其他大學校長一樣，任由學生在畢業禮上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絕不會像今天一樣遭受如此攻擊。但陳校長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大學精神，更知道什麼是「是其是非其非」。
作為一個大學機構，必須面對社會的檢驗，成為一個能夠為教師、學生、學術社群，甚至社會創造更大價值的公共利益事業。這份價值創造，不能單來自大學人的主觀期許，還必須虛心的聆聽社會的聲音。大學的「學店化」或許無法避免，但作為大學校長，至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