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海滄桑 師生情深──顧廷龍弟子沈津憶往事\何雁
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顧廷龍在上海圖書館辦公室
談起恩師顧廷龍，沈津的雙眼始終含?一汪淚水。動情之處，淚水溢滿眼眶，彷彿要滾落下來。這位當代版本目錄學大家，追隨業師三十年，杖履左右，相知甚深。交談中，他幾次感慨：顧先生真了不起！
二○一四年九月四日上午，沈津與我在上海寓所面談。前日凌晨，他剛從美國抵滬，來不及倒時差，馬上約出版社的人，談《顧廷龍全集》出版事項，以協助上海圖書館，趕在業師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際，推出這部集子。
培養弟子付心血
也許是前世修來的緣分。沈津十五歲，拜在顧廷龍門下，研習版本目錄之學。這得益於一九六○年，上海市委宣傳部推行一項計劃，即培養文藝界新生力量，作為老一輩名家「接班人」，把他們的學問、技藝傳承下去。就此，初中畢業的沈津，成為顧廷龍大弟子。
當時，有個別自命不凡的人鄙視版本之學，「以為版本僅僅是講宋元舊刻，幾行幾字，邊欄尾口」，甚至譏諷說：「版本學就是那麼一些罷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顧廷龍為此撰文指出：「依我看來，版本的含義實為一種書的各種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圖書，普遍存在這種現象」，「版本學的內容實在是相當豐富的，如關於圖書版本的發生和發展，各個本子的異同優劣，製版和印刷的技巧，版本的鑒別，裝訂的演變以及研究版本學的歷史等等」，「自漢而宋而清，是版本學從創始到發達的三個時期。……我們應該在清代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加以發展。」
上圖善本組人不多，卻匯集了不少名家。顧廷龍是版本目錄學泰斗，圖書館學家、書法家；潘景鄭是國學大師章太炎、吳梅的學生，也是潘祖蔭滂喜齋後人，家有寶山樓，富藏書，精鑒別；瞿鳳起為清代四大藏書家鐵琴銅劍樓後人，家學淵源，對於宋元本鑒定，頗有研究。
三位老先生，五十開外，精力旺盛，正處於學術巔峰時期。沈津在顧廷龍身邊工作，又有潘景鄭、瞿鳳起兩位先生諄諄教誨，從旁提攜，對沈津來說，真是一生受用不盡。可以說，在中國圖書館界，沒有幾個人像沈津這樣幸運。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上圖編撰《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潘景鄭、瞿鳳起任具體審校工作，沈津與吳織負責從書庫提書、還書，將校改過的書及卡片重新核對，包括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稽核項等。顧廷龍要他們仔細看：為什麼做這樣改動？如果有疑問，要馬上提出來。
那時，沈津住在圖書館內，兼做保衛工作。他利用晚上時間，對所經眼善本書做了大量筆記。「文革」前，《善本書目》初稿完成，他也將館藏善本一萬四千部來個「兜底翻」，學會辨識各代版刻，明清名家批校題跋及各種鈐印。
另一項基本功是學習古文，練習書法，熟悉名家。每天，沈津臨池一小時，寫大小楷，臨摹碑帖。為什麼要練字呢？顧廷龍告訴弟子：「一般來說，藏書家或學者在書上寫有題識、跋語，都是事先想好的，或有草稿，然後一氣呵成，筆墨自然，而且連貫。如果是作偽，那麼作偽者的心態就是盡量摹仿逼真，就似臨帖一般，也就沒有氣，所以寫出來的字必定有破綻。」
創辦「合眾」的艱辛
每逢星期天上午，顧廷龍像平常上班一樣，去上圖長樂路書庫。這個書庫是合眾圖書館舊址，原先是一幢三層樓房，中央主樓略高，外形呈鈍角狀。兩端為書庫，中間是閱覽室。
這裡，是顧廷龍傾注無數感情的地方。他自豪地說：「長樂路書庫二樓每一部書，晚上就是不開燈，我都能摸得到。」
有一次，沈津向業師提出，也在休息日去半天。三年來，師生面對面坐?，無拘無束，話題很多。沈津聽業師談起「合眾」往事：抗戰爆發，上海淪為「孤島」。一九三九年，葉景葵與張元濟、陳陶遺等一起，取「眾擎易舉」之義，創辦合眾圖書館，以保存文獻典籍。之前，葉景葵讀過顧廷龍所編《章氏四當齋藏書目》，為之折服，力邀來滬主持館務。
顧廷龍任職燕京大學圖書館，致書葉景葵：「竊謂人不能自有所表現，或能助成人之盛舉，亦可謂不負其平生。……惟以勤慎忠實，嚴自惕勵，生計可維，身心有托，他日以館為家，有所歸宿矣。」
沈津此次返滬，從美國帶回兩通顧廷龍手劄影本。其一為致南屏（徐益藩，號南屏）劄，作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言詞率直，坦誠相見：「先生不知辦事難，辦文化事業尤難，在非常時期為難之又難。私人辦文化事業出於願心，其願心不必便於一二人，欲便於多數人；不必便於今世，欲以便於後世。故創辦之時，即以『不求聞達，黯然日章』為旨。」
又談人才問題：「辦圖書館較其他文化事業更難，即以聘請館員而論，有學問者，皆去當教授；無學問者，不勝其任；稍知門徑者，可以當之。惟其有志上進，手不釋卷，在他處固可取之者，在圖書館則否。事務將譬如庖工日烹美味，不容大嚼。若庖工先自饕餮，則賓主何以成宴，待何人以理之耶。」
其二為致陳叔通信劄。陳叔通為「合眾」董事，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此信寫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涉及閱覽、人員、經費等情況：「竊本館開辦之初，曾經商酌是否須辦普通閱覽。經張（元濟）、葉（景葵）兩公鄭重考慮，以為普通閱覽所需人力、財力、房屋眾多，非私人之力所勝，故決定不辦，而辦此專門國學圖書館。乃於拮据之中，勉度十一年，積書至廿餘萬冊，故本館目前主要業務，實在存書之整理編目，以便參考，同時為研究者服務。倘能專心致之，收效較宏。」
「原擬每月開支三百萬元，預計前年所捐港幣可度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均已劃滬）。但本館薪給素小，同人不能久安，即以龍言去年幸得商務校字之酬，始償所補，拔老（李拔可）、森老（徐森玉）屢主酌加，爰擬自本年一月起，經常費加為四百萬元，則大約可支至四月。」
「合眾」於一九五三年六月捐獻國家，更名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後併入上海圖書館。此信可視為由私立轉為公立之前的見證。
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
顧廷龍一生編過不少書，以書目居多。他說：「凡治學者，必先熟悉目錄，是為入門之徑。至於研究編纂目錄之體例，著錄之方法，分類之詳略，簡目與書志之異同，是可謂之目錄之學。」
十年動亂，古籍損失極為慘重。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總理在病中提出「要盡快把全國古籍善本總目錄編出來」的指示。一九七七年，顧廷龍挑起這副重擔，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
關於書目編法，?重討論兩個問題：一是收書範圍，二是採用何種分類法與著錄方法。有人提出，書目只收宋元本。顧廷龍說，我們過去講善本，只注重宋元本，受了很大局限。單是著錄宋元本的書目，過去已編了一些。我們現在除了宋元本，還要?力發掘明本與清本。我主張明本一定要收，理由是我們現在重視明本，正與明朝人重視前代宋元本相同。
當時，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正在醞釀新的古籍分類，批判「四庫」法。顧廷龍對此有看法，他見過一些古籍新分類法草案，但都不理想，主張還是用「四庫」法。
沈津至今不能忘懷，伴隨年逾七旬的業師，參加大小工作會議，往來奔走各地，一起度過八年光陰。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方行，任《善本書目》副主任委員。一次，他告訴沈津，這樣一項大工程，早十年不行，晚十年也不行，沒有一個肩膀能挑起這副沉重的擔子，只有顧廷龍可以擔當。
後來，沈津看到一些信，是顧廷龍寫給方行的請示，講到編撰過程中的困難。每次，召開主編擴大會議或工作會議，往往伴隨?激烈的爭論，甚至告狀的都有。南圖潘天禎、北圖冀淑英是副主編，與顧廷龍始終心力一致。就像一匹老馬，顧廷龍知道如何駕馭。
一九八○年五月，顧廷龍自滬赴京，主持《善本書目》彙編工作，住在虎坊橋香廠路國務院信訪招待所，與全國各地三十多位專家一起工作。沈津陪伴業師身邊。在北京，早餐的薄粥、饅頭，與上海的習慣不太一樣，星期天只供應兩餐。有時，顧廷龍會約弟子一起去打牙祭。
八個月後，大家都有「歸心似箭」的感覺。顧廷龍對弟子說：我要最後一個離開香廠路，大家走了，我才走。當沈津把話轉達給潘天禎時，他感動地說：應該顧老先走。沈津說：別爭了，你們走了，顧老才放心。弟子眼中，業師為人質樸無華，總是以情相歸，從不盛氣凌人。
一九九八年三月，顧廷龍逝世之前，這部巨著終於殺青。全書收錄中國大陸近八百家文化機構，所收藏古籍善本六萬種，約十三萬部。顧廷龍說，這部書目「不僅是經過『文革』後對全國古籍善本作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而且是進行大規模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前提。」
此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毀書叢刊》、《中華再造善本》等影印出版，多賴此書目有所參考取資。
告誡弟子「大器晚成」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這是顧廷龍平生最服膺的先賢語錄，也是他授徒育人的良方。
沈津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業師對他的告誡：不能老看古籍善本，也不能鑽進去就不出來。你要跳出來，找幾個題目去做，將來要做研究，才能成為一名學者。七十年代初，又教誨說：不要急於寫文章，還是要打基礎，多讀書，多收集資料，你要大器晚成。
因此，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沈津過了而立之年，才開始寫作古籍版本與鑒定方面的文章。至於獨立發表論文，已是八十年代中期，《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新發現》一文，題目還是業師起的。沈津第一次拿到稿費，心情之激動，不言而喻。
早在一九六一年，顧廷龍就給沈津出過研究課題，即收集清代乾嘉年間重要學者翁方綱資料，細查館藏善本、普通古籍，以及金石拓本、尺牘，將有關題跋與信劄等抄錄下來，以備編寫《翁方綱年譜》與《翁方綱題跋手劄集錄》之用。
令沈津想不到的是，《翁方綱年譜》從編寫到出版面世，經歷漫長四十年，幾乎佔去一個人的大半生。一九九八年八月，顧廷龍去世後，沈津利用業餘時間，又編撰出版《顧廷龍年譜》。
《顧廷龍文集》資料收集工作，從一九八一年春便開始了。每逢星期天，沈津去徐家匯藏書樓查閱舊報刊，從中輯出業師早年所寫題跋，積累約二十萬字。五年後，沈津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從事圖書館學研究，才由別人接手這項工作。
一九九一年，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邀請沈津，赴美撰寫善本書志。顧廷龍寫信給沈津說：「您有赴哈佛之意，我很贊成，他們條件好，編書志，於您很適宜，待遇亦較優。我與哈佛燕京還有點感情，我助裘開明先生編卡片，校書本目錄，您必知之。我上次赴美，未能前往，實一憾事。……以後有機會，可圖一遊。」
沈津出國之前，顧廷龍送了一張小篆給弟子作為紀念，上面寫的是「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語出孟子「離婁章句」。其意在於鼓勵弟子多讀書、多思考，多為讀者做有益的事情。
對顧廷龍來說，編寫善本書志，也是他早年的意願。一九四○年五月廿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要「刻意編一精彩藏書志，以壓眾編。」對業師教誨，弟子銘記在心。十八年來，沈津撰寫《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夜以繼日，全力以赴，如同一顆過河卒子，只能奮勇向前。
彈指日月，昔日少年邁入古稀之年。「專為前賢形役，不為個人張本。」對業師說過的這句話，沈津有了更深刻體會。這正是恩師一生道德文章的真實寫照，也是留給後人的一筆精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