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悼念斯大林逝世\李景賢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獲悉斯大林逝世的噩耗，毛澤東許久沒有說出話來，他甚至連飯也不想吃，只是一個勁兒地吸煙（引自毛澤東一衛士的回憶）。此前一天，毛澤東率黨政主要領導人前往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請潘友新大使轉達對斯大林病情的關切與慰問，並表達了對他早日恢復健康的盼望。翌日，我國政府隨即發布公告，宣布自七日至九日，在全國下半旗致哀；在三天的致哀期間，全國各工礦、企業、部隊、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一律停止宴會、娛樂。
三月六日，毛澤東致電蘇聯領導人，稱斯大林為「中國人民最親密的朋友和偉大的導師」，說「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來不斷的關懷、指導和支持，是完全分不開的。」隨即，毛澤東率黨政領導人前往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弔唁。三月九日，毛澤東發表了為悼念斯大林而寫的文章《最偉大的友誼》。下午四時五十四分，即在莫斯科舉行斯大林葬禮的同時，北京各界六十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開始舉行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率全體黨政領導人參加。五時整，全場默哀五分鐘，鳴禮炮二十八響，全國各地群眾都肅立致哀。
世界各國的共產黨第一把手都參加了斯大林的葬禮，唯獨毛澤東沒有去，他派黨內第三把手周恩來前往。就其原因，我看過許多內部材料，都找不到答案。有一次，我看毛澤東一衛士回憶文章時，讀到這麼一句：一九五三年二月，主席外出調查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他乘專列沿京漢線南下，至月底才回北京。我想，毛澤東外出調查剛回京，也許過於勞累，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前往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至於毛澤東為何沒派黨內第二把手劉少奇去參加葬禮，從劉少奇年譜中可以找到答案：他當時因闌尾炎開刀正在住院治療。
對於斯大林，毛澤東始終堅持「三七開」的態度。他在《論十大關係》中說：「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
蘇聯衛國戰爭初期的斯大林
一九七三年秋，在一次招待會上，我國駐蘇聯大使劉新權對蘇副外長賈丕才（漢學家，我們私下稱他為「老賈」）說，他原來是個軍人，參加過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對二戰史有興趣，想請教有關蘇聯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的幾個問題。老賈問清劉大使想了解的問題後，答道：回去查查資料，再約個時間談談。當時，我作為譯員，給他們當翻譯。
大約三周過後，老賈約劉大使到外交別墅「梅謝林諾」洗俄羅斯浴。浴前，老賈與劉大使先在大樹林裡散步，回答他所提出的兩個問題。談話依然由我當翻譯。
並非「毫無準備」與「驚惶失措」
老賈說，他仔細查過檔案，覺得關於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前毫無準備，在戰爭之初又驚惶失措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派軍隊攻打波蘭，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一直調兵遣將，加固烏克蘭、白俄羅斯、列寧格勒三個方向的防線。還在希特勒下令德國軍隊進攻蘇聯之前幾周，斯大林就從三個方面得知德軍此舉的準確時間：一是從潛入日本的特工小組佐爾格（代號為「拉姆賽之聲」）那裡。日軍總參謀部一名知情軍官，因為痛恨德意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發展成為「佐爾格小組」成員，他提供了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準確時間：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二是從毛澤東那裡，他於六月中旬給斯大林提供了這一重要信息。為此，斯大林在戰爭開始前一周，給毛澤東發了一封感謝電：由於您及時而準確的情報，使我們提前進行一級戰備。一九六四年夏天，中央辦公廳俄文組組長閻明復，翻譯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一封信件時，讓我去譯初稿。聊天時，我提起佐爾格小組的重大功績。他說，其父閻寶航也有過一份功勞。原來閻寶航上世紀四十年代在重慶搞地下工作時，從國民黨一位元老那裡，得知希特勒要進攻蘇聯的消息，立即報告周恩來，這一極為重要的情報一下子就發到毛澤東那裡。三是從蔣介石那裡。國民黨政府駐德國大使館的武官，從德軍總參謀部一軍官那裡，了解到希特勒要進攻蘇聯的情報。蔣介石立即把這份「厚禮」送給了斯大林。根據這些來自不同方面，內容卻相同的情報，斯大林斷定：希特勒軍隊要在六月下旬初期進攻蘇聯，為此作出相應的防範措施。
（《毛澤東與斯大林》之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