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41戰時的政治困局
圖：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松岡洋右（左）與斯大林簽訂中立協議，兩人在莫斯科告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戰術上，日本取得巨大成功，但戰略上卻形同自殺。在深陷中國戰區的同時，又要與美國樹敵，決策如此無理性，當時的日本政客怎麼了？作者堀田江理（Eri Hotta）於去年出版了《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日本1941：恥辱倒計時），商務印書館於上月推出繁體中文版。該書通過對「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的勾勒，展現當時日本統治階層的利益分裂、層層困境，逐一刻畫這些將國家引向災難的存疑者、謀劃者和所謂的愛國者的動機及作為。
日本自一九三七年入侵中國後，耗盡人力和有限的資源，經濟也每況愈下。日本統治階層在是否繼續擴張的問題上產生嚴重分裂，甚至在軍隊高層中也不乏質疑者，軍方強硬派內部亦有人認為如果與美國開戰，將必輸無疑。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軍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將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置於不必要的危難之中？作者堀田江理於書中審視了整個珍珠港事件的決策過程。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入江昭教授這樣評價此書：「作者以一種快節奏的方式勾勒出日本通向珍珠港的道路。描述了在太平洋危機重重，需要用決斷來維繫和平的時刻，悲哀的國家領導層如何陷入無止境的內部爭執。這是一個關於自我幻想、不負責任的故事。」
近乎狂妄的自信
日本領導階層在一九四一年所面臨的許多困難，其歷史根源都可追溯到十九世紀後半葉日本對外部世界敞開國門的那段時期。結束閉關鎖國、德川幕府倒台以後，建立了現代日本，當時他們也清楚意識到，成為強國並不僅僅是實現工業化與軍事化，還需要贏得國際上的尊重。
一八九五年戰勝中國清朝後，日本天皇就告誡過國民：「勿隨意輕視其他國家，尤其不能侮辱他國，不能因為勝利而盲目自大。」但這種謙遜到一九三○年代已被多數日本人拋於腦後，再加上曾遭遇西方不公待遇而累積的怨恨，日本變得更加盲目自信，認為自己能夠憑藉堅定的決心，或許還有點運氣，能順利度過各種國內外危機。
這種自信也最終驅使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加劇與中國的衝突。基於同樣的自信，日本還謀求奪取東南亞資源，以支持中日戰爭的持續，並以此擺脫對外界的經濟依賴，於是日本朝?太平洋戰爭的錯誤方向邁出了第一步。而當時希特勒在歐洲發動的戰爭使歐洲列強無暇顧及亞洲殖民地，這也更加刺激了日本的膽大妄為。
一場國家賭博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前夕自以為是地鼓吹對外擴張，未能正確認識到自己的政策失誤，也沒能深思過去十年對中國、朝鮮等地實施的帝國主義政策。儘管日本的石油等資源不足，但這並沒有打擊到日本領導層在一九四一年抉擇國家命運之時，近乎狂妄的自信心態。一九四九年，日本著名的戰後政治家丸山真男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態：「失敗的可能性讓人發抖，但日本領導人仍然用手蒙住雙眼決意向前。」
如果連領導人都要蒙住雙眼決意向前，那職責的分擔也變得模糊不清，當時的日本就是這樣。與法西斯盟友不同，日本從不是一個獨裁國家，即便其議會政治到一九四○年秋季已正式不復存在。日本的決策過程冗長，涉及一個橫跨軍隊、政府部門和皇室的複雜結構和政治文化。
這不是什麼好事。根據憲法，日本的軍隊可以超過民選政府直接向天皇「進諫」，這一特權被稱為「最高指揮官的獨立性」。這意味?日本有可能出現兩個外交政策完全相反的政府。而更糟糕的是，這兩個「政府」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根深蒂固。
此外，日本的陸軍和海軍總是不和，因為他們面對的對手不同，所以每支部隊內部在政治傾向、世界觀、派系及戰略取向方面都存在差異。有人曾說本身日文這種語言就不善於清晰地闡明一種想法。然而，儘管這些結構、文化、社會甚至語言因素有助於解釋事情的真相，但它們並不是政治誤判的藉口，或許「一場重大的國家賭博」是對日本開戰決定的貼切理解。
雖然社會因素迫使當時的日本人孤注一擲，但他們最終決定跳入火海也是有意為之。日本從地緣來看，日美兩國必須決定誰來領導亞太地區。假如衝突在所難免，那何不做第一個掌握時機的人？當然，仍有一些日本領導人在當時並不認為與美國爆發衝突是必然，但誰也不願意為日本錯失贏得戰略優勢的機遇承擔責任，都默默的注視?日本的軍隊向珍珠港逼近。
激進冒險原則
「機會越小，收穫越大。」日本在近代的兩場戰爭中均取得勝利（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及一九○四年日俄戰爭）。受此鼓舞，日本領導人認為，日本總有打贏這場戰爭的可能性，儘管他們並不過多考慮該如何取勝。
日本領導人既有絕望的心態，又有?賭徒般異乎尋常的興奮感。尤其當他們只關注於短期前景時，這種興奮感就變得更加強烈。也許除了日本堅決的「取勝意志力」外，取得戰爭勝利的外部條件都不在他們的控制力之內。
這種堅決的「取勝意志力」在「突襲珍珠港」後也得到驗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成功襲擊珍珠港讓過去兩年日本陷入僵局而產生的暗淡情緒頃刻間轉為狂歡，多數日本人為之鼓舞，使他們暫時忘記了他們面臨的物資匱乏困境。可以這樣說，在「珍珠港事件」前夕，領導日本的是一群「赫爾曼」式的人物。「赫爾曼」是普希金小說《黑桃皇后》中的主角，他窮困潦倒，卻默默地做?準備，希望在賭博中大撈一筆，最後喪失理智。
堀田江理最後在書中總結到，日本政府的根源問題是「沒有一個最高領導人，儘管他們偶爾抗議，但沒有足夠的意志和勇氣去阻止戰爭的勢頭。」最終他們選擇了一場「以超出日本所能控制的外部條件為基礎的，日本不太可能勝利的」戰爭。歷史也當然走向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