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線戰場陌生客\大公報記者\屠薇如
圖：華工團的華工正在歐洲戰場挖戰壕
一戰期間，十四萬個目不識丁、
多為農民出身的中國勞工「以工代兵」奔赴歐洲戰場。
《一戰中的華工》講述的就是這些勞工們關於一戰、關於歐洲、
關於他們所接觸的西方的人生經歷。他們挖戰壕、修鐵路，
甚至搏殺於前線；他們也戴瑞士表、戴太陽鏡、與法國女人談戀愛。
他們為中國參戰及加入巴黎和會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該書作者、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近日接受本報專訪，
談及今年一戰書籍的「出版熱」，除了戰事一百周年，
徐國琦告訴記者：「這也與中共想重新定位一戰有關。
我作為一個學者，我的發言稿沒有任何限制，
卻被中央黨校的《理論視野》一字不漏地登出來。」
「一戰」在西方歷來很熱，但國內對這個學科卻不太重視，缺少深入的研究。「帝國主義之間狗咬狗的戰爭」顯然不是一個正確的解讀。
「華工」研究的尷尬
徐國琦說：「一路以來，國內對華工的研究有些『不便之處』。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年代的中國實為北洋軍閥統治，如果說北洋政府做了什麼業績，對國共兩黨都不是太好，所以台灣及內地學者都少研究這個課題。」
「再有就是學術分科問題，一戰研究是全球史，而國內的學術現狀是，做中國史的不做世界史，做世界史的不做中國史。但一戰是中西歷史在一起的，所以學術上就難以開展；此外，資源上也有限制。拿我舉個例子，我在查閱一戰的檔案時，英國去了五次，法國待了半年，加拿大三個月，德國兩個月，中美等地就無數了，這有點『勞民傷財』。國內的學術氛圍有時急功近利，很難讓你花五、六年時間去寫一本書。但西方的學術機構就不同，在重視嚴謹、權威的同時，寫出的文章要可讀，雖然看來審查嚴格，但好處就是一旦他們接受你，你就有了話語權。」
徐國琦將自己稱為「橋樑」：「國外學者研究一戰會覺得和中國沒太大關係，我現在好像個橋樑，而我所謂的『貢獻』，或許就是掌握了『發聲權』，中西方都能接受我、認可我，可以讓我真實地還原一段歷史，讓西方學者無法迴避中國與一戰的關係，同時也讓國內讀者了解一戰對中國的影響及中國對一戰的貢獻。」
徐國琦也在將這段歷史的片段更多地展現出來。《一戰中的華工》英文原著被哈佛大學出版後，因為其中有個章節揭露「加拿大運送華工」的歷史，而很多當地人對此一無所知，因此被加拿大多家媒體報道及採訪轉載。
梁士詒「以工代兵」
一戰頭兩年，戰壕戰已經奪去了數十萬人的生命，人力是參戰國當時很頭痛的問題。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的顧問梁士詒見英法俄的駐華外交官員大使，提出「以工代兵」計劃：提供數萬名手無寸鐵的中國勞工。法國立即接受了這個提案，英國一開始拒絕，但最終在一年之後的一九一六年接受。
這些華工名義上為私募苦力，但實際上為英法兩國提供與戰爭有關的服務。中英法三國政府均在幕後大力主持。美國參戰後，也向法國借調了大約一萬名華工為其遠征軍服務。第一批華工在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從天津的港口出發，前往法國南部的馬賽。被法國政府招募的華工與法國簽署了一份五年期的合約，其中保證他們在法國的節日和中國的國慶日可以休假。英國避開中國政府的代理公司，直接在山東招工。被招募的工人簽署了三年期的合約，其中規定他們每天工作十個小時，每周工作七天。「當時中國政府還設有保僑委員，當華工的權益受到威脅時，他們會去出頭露面，與英法美政府部門交涉。」徐國琦說。
華工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但也有一些有知識的。徐國琦舉例說：「比如山東淄博人孫幹，他是一個學校老師，家有老婆孩子，卻想看看國外的世界，所以他也偷偷地報名了，回國後還寫了一個有關其華工生活及觀察的回憶錄。」
華工到達西方戰場後，接觸了當時西方先進的武器和文化。徐國琦稱：「一戰時，坦克是最精裝的武器，華工當時有三個團，專門在坦克工廠工作，修坦克，維護坦克，一個團約五百人。剛開始，英國人不讓外人接觸他們的武器，但後來發現，華工的技術比他們更好、更快，後來又將飛機修護工作交予華工。」
華工都是很年輕的，出國後，他們與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印度等國的人一起工作生活，也接觸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他們戴上了瑞士手表、太陽鏡，喝起了咖啡，還參與拍攝有關其工作及生活的一戰宣傳片（無聲電影）。
「當時的法國女人喜歡和華工結婚，因為法國男人在前線死傷慘重。而華工的身體很健康，在出國前都經過嚴格的體檢。此外，華工一天的薪水就有一點五法郎，另有生活補給。比如書中提到的張長松與法國女人結婚生子的故事。」
成立「歸國華工會」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戰爭結束。當西方享受戰後和平時，很多華工卻在清理戰場時被未爆炸的地雷或炮彈炸死。
戰爭結束後，華工陸續從西方戰場遣送回國。活?回來的華工們，也沒有得到較好的安置。北洋政府最初想在上海建立兵工廠，以安置這些華工，但當時的北洋軍閥已自身難保，各派系爭權奪利，政壇更迭頻繁，也無暇很好地安置回國的華工。
一九一九年，一些歸國華工在上海成立了「歸國華工會」，這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現代工會之一。他們每周召開一次會議，討論如何維護自身權益，擁有一千六百名成員。徐國琦說：「這是一股重要的先進力量，在後來的五四運動中，華工在歐洲的經歷，使他們對於工會及罷工的組織都起了推動作用。」
然而多數華工還是回到鄉下。「有太多華工的故事還有待挖掘，要走訪華工的後代，仔細地蒐集檔案和資料，這需要沉下心，甘於寂寞，但目前我似乎發現很少真正能做到的國內學人。急功近利，是現在一些年輕學者的不足之處。」徐國琦表示。
到「文革」期間，甚至有華工因被扣上「為帝國主義賣命」的帽子而自殺。無奈華工大多不識字，不能說出、寫出內心的感想及其精彩的歐遊故事。
徐國琦說，華工被西方人蔑稱為苦力。實際上他們有「苦」也有「力」，他們確實影響了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平民教育家晏陽初說華工的貢獻是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爭得了一些主權，而他因為曾為華工服務的經歷，也改變了他的人生，讓他開始一輩子獻身於中國及世界的平民教育；一九一八年，蔡元培還提出「勞工神聖」的口號。通過晏陽初、蔡元培這些人直接跟華工接觸，使他們認識到，華工雖然是苦力，但也對中國國際化進程起了推動作用。
一戰華工的故事仍在被發掘中，但現在可以確認的是，對於他們來說，東方和西方確實相遇了，而且是通過這些農民來實現的。正是這些中國人，不僅在西方戰爭上為協約國的勝利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也承擔了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使者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