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俠出山──健筆馳騁江湖\大公報記者\李夢
圖：羅孚在二○○九年二月出席「一代武俠宗師 梁羽生先生創作成就回顧座談會」\本報資料圖片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場比武熱爆港澳，報人羅孚靈光一閃，催生兩支健筆，「大俠」梁羽生、金庸奇招迭出，為武俠小說打出新天地，作品連載叫好叫座，其後結集流傳更廣，同類創作紛紛誕生，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學的一個新門類「新派武俠小說」。今年五月，羅孚去世，新派武俠小說跨越一甲子，巔峰已過，影響力卻歷久不衰，在公共圖書館借書榜仍居高位，香港舞劇團八月公演《射鵰英雄傳》，武俠的傳奇代代傳誦。
一九五四年一月，趁武術界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澳門比武引發熱議，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提議編輯陳文統提筆寫武俠小說。比賽後第三日，《龍虎鬥京華》開始在《新晚報》副刊連載，迅即令報紙銷量增加，作者陳文統便是日後在武俠小說作者陣營中鼎鼎大名的梁羽生。後來，羅孚又邀請另一位《新晚報》編輯查良鏞（金庸）在報上連載武俠故事，於是便有了金庸首部作品《書劍恩仇錄》。
金庸曾在一篇名為《漫談〈書劍恩仇錄〉》的文章中回憶當初被「拉」來寫作武俠小說的軼事。當時，《草莽龍蛇傳》已連載完畢，而作者梁羽生正在北方與同門師兄中宵看劍樓主「切磋武藝」，因此「寫稿之責」便落在金庸那裡。金庸記得編輯為催稿，特意派一名工友坐在他家等，說「九點鐘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報紙出來，副刊版面「將有一大塊空白」。
梁羽生好友、《新晚報》前副總編輯鄭紀農回憶，梁羽生的小說往往寫得極快而且產量極高，一來為報紙銷量考慮，二來成名後各方好友約稿，盛情難卻。
新晚報副刊沃土培新苗
如今，不論學界抑或坊間，普遍將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視作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如是說來，彼時《大公報》的子報《新晚報》副刊正是培育並滋養新派武俠小說的第一爿土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一書中介紹，上世紀五十年代後，由於政治原因，內地的武俠小說銷聲匿跡，反而香港和台灣等地同類作品興起，出現金庸、梁羽生和古龍等名家。這般興盛局面（據說當時暢銷的武俠小說作家一日要為五、六間報社撰寫武俠專欄），與本港報章對武俠小說寫作者的支持不無關聯。可以說，新派武俠小說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風行，一來由於中國人自古對於俠義精神的追慕，二來也要拜當時熱鬧的報紙副刊和圖書出版市場所賜。
說到這裡，有必要簡單介紹武俠小說新、舊派別劃分的由來。所謂舊武俠小說，意指民國時期以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趙煥亭和文公直等代表的「舊派武俠前五家」，和以李壽民（還珠樓主）、王度廬及白羽等為代表的「後五家」等人寫就的武俠作品。這些作者活躍在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正逢新文化運動之後學院派和嚴肅文學界不斷批評並向通俗文學施壓的時候。當嚴肅文學一次次將矛頭指向「難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學時，以武俠小說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群體的反擊方式不外乎兩個字：銷量。「四萬萬人民有兩千人讀魯迅，沒有太大的作用。讀者都是知識分子，我寫了你看，你寫了我看。而通俗小說一印就是幾萬幾十萬，這才是威力巨大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民國舊派武俠小說概況》一文中這樣說。
彼處的興盛，也為新派武俠小說在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流行和受追捧，打下根基。不少研究武俠小說的學者都認為，新、舊武俠小說在文風和內容上固然有諸多分別，但內裡對於俠客和忠義精神的剖解和尊崇則一脈相承。文公直的「碧血丹心」系列小說講忠烈精神，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講正邪兩道鬥法，這些事關君臣、黑白和情仇的主題，均在新派武俠小說敘事中得以延續。至於寫作手法，上世紀三十年代武俠寫手姚民哀在作品中頻頻使用「連環格」式寫法（一部小說中的主人公出現在另一部小說中），而類似寫法也可以在金庸的部分小說中尋到影子。無怪新派武俠代表金庸和古龍等，並不否認自己的作品受舊派武俠名寫手平江不肖生和還珠樓主等人的影響。
「半真假歷史」鋪陳故事
既然如此，「新」從何來？公眾將梁羽生和金庸作品列為新派武俠，原因何在？
其一，在小說內容上。鄭紀農對記者分析梁羽生的小說風格，認為其作品在情節推進和展開上，「大部分建基於已有史實」，用「半真假歷史」鋪陳故事內容。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以明英宗土木堡之變為背景，故事中人物如大臣于謙等，都是有史料可考的歷史人物。至於金庸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扛鼎之作《射鵰英雄傳》，也注重還原歷史現場，穿插鐵木真和丘處機等真實人物，以瀟灑飄逸筆法寫歷史，可讀性強。鄭紀農印象中的梁羽生，熟知中國歷史，歷代兵戈征伐新王舊主諸事常信手拈來。因此，這類小說中蘊含的厚重歷史感，與作者對於史料的熟悉密不可分。梁羽生於書中人物身上傾注大量情感。他曾對老友鄭紀農說，寫《萍蹤俠影錄》至英宗殺于謙段落，情之所至，忍不住「流下眼淚」。
鄭紀農認為，梁羽生在他的創作中，汲取西方文學描寫方法，並大膽運用弗洛伊德潛在心理學說。五四運動後，西方啟蒙時期民主與科學的精神經由文學、心理和哲學等著作進入國人生活。劇作家曹禺的《雷雨》便吸收了希臘悲劇色彩。大大小小的所謂「文學改良」，反映彼時一眾青年渴望變革的勇敢嘗試。不過，民國時期文學界受西方文史哲思潮的影響尚未波及通俗文學領域，包括舊派武俠小說在內的通俗文學作品仍多從儒家和老莊等中國傳統哲學中汲養，鮮有受到西方古典主義或現實主義思潮影響。
受西方文學心理學影響
上世紀五十年代新派武俠小說出現後，情形有所改變。梁羽生等人作品中，已能見出受西方文學、哲學以及心理學等影響的跡象。鄭紀農舉例說，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等作品，受西方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小說《牛虻》等影響，不再像傳統俠義劍客傳奇小說那樣，以「黑╱白」、「忠╱奸」或「好╱壞」的二元論處理書中角色，在深入探討複雜人性層面有不小突破。至於梁羽生另一部作品《雲海玉弓緣》中，讀者透過男、女主角金世遺和厲勝男兩人對白，也明顯可尋出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釋夢」理論的蹤跡。
「如果我說我早期的創作沒有價值，那一定是我過分自謙了。」梁羽生曾這樣開玩笑似地說。
其二，在小說筆法上。受時代背景及不同時代文風文氣的影響，新派與舊派武俠小說相比，不再之乎者也一派老式文人的面目。雖然金庸和梁羽生等新派武俠小說代表作家的古文功底不俗，遣詞造句頗講求氣韻生動，但與此同時，他們的敘事語言或多或少受到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影響，不再像舊派武俠作者那樣延續舊式章回體小說動輒以「話說……」開場的慣例。台灣學者葉洪生在《武俠小說談藝錄》中介紹，金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逐字逐句」修改舊作時，大段增刪原文本不說，還將當年報刊連載文章中諸如「且說」和「暫且不表」等一律刪去，以適應當時讀者的閱讀習慣。
新派武俠小說經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輝煌後，到八十年代左右，光芒漸被遮蓋，這與金庸和梁羽生兩位武俠小說大家相繼於一九七二和一九八三年封筆有關，也與彼時閱讀風向的轉移不無關聯。金庸一九七二年封筆後，花費大量時間和氣力修改「飛（飛狐外傳）雪（雪山飛狐）連（連城訣）天（天龍八部）射（射鵰英雄傳）白（白馬嘯西風）鹿（鹿鼎記），笑（笑傲江湖）書（書劍恩仇錄）神（神鵰俠侶）俠（俠客行）倚（倚天屠龍記）碧（碧血劍）鴛（鴛鴦刀）」十四部作品。梁羽生封筆的時間比金庸晚了十年，他在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又寫了《牧野流星》、《武林三絕》和《彈指驚雷》等作品，刊載在彼時《大公報》和《新晚報》等處，卻無法延續當年人人爭讀《龍虎鬥京華》和《七劍下天山》的熱潮。鄭紀農曾問梁羽生為何停筆，後者答：「人吶，到了五十歲，再難浪漫。」
停筆後，梁羽生於一九八七年移居澳洲，後半生在異鄉以研究中國楹聯歷史為樂，還曾為中國古典小說如《金瓶梅》等寫下若干分析文章。二○○九年，這位「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病逝悉尼，終年八十五歲。
被列為中國文學新門類
在鄭紀農看來，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作品的盛行以及被熱議和被研究，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這些作品將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武俠讀本，帶入文學史語境中，得到一眾學者的關注和討論。梁羽生寫作小說時棄用「作者目光」帶以「人物目光」的描述方法，以及將「全知觀點」變為「敘事觀點」等寫作手法等，都值得現當代文學研究者關注。
與舊派武俠小說相比，新派武俠小說的文學史地位無疑更加顯著。金庸和梁羽生獲頒多間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和名譽教授，北京現代文學館設立「梁羽生文庫」等事件，說明武俠小說進入中國文學殿堂，被列為文學新門類。金庸、梁羽生兩大家停筆後，新派武俠寫作雖然盛景不再，相關的電視劇、電影、舞台製作等改編，則在過去幾十年間絡繹不絕。單以香港為例，導演許鞍華和徐克都曾以金庸小說為藍本拍攝電影，香港舞蹈團曾演出根據金庸小說《笑傲江湖》、《雪山飛狐》等改編的同名舞劇，香港話劇團則改編過《笑傲江湖》。
「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金庸在《笑傲江湖》後記中，曾這樣說。其實，除下新派武俠小說外衣，讀者不難發覺，書中的俠客也好愛情也罷，講來講去繞不過一個「人」字。如是命題的普適性，或許正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創作、改編和研究討論等延續至今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