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杜甫《北征》的特殊理解/顧 農
魯迅一向不贊成女色禍國論，曾在《女人未必多說謊》一文（後收入《花邊文學》）中指出，封建文人指責女禍的種種言論都沒有道理，只有杜甫等極少數人敢講真話：
譬如關於楊妃，祿山之亂以後的文人就都撒?大謊，玄宗逍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都由她，敢說「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的有幾個。就是妲己、褒姒，也還不是一樣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長遠了。
魯迅的意思是說，妲己、褒姒、楊貴妃都是些替罪羊，文人們大撒其謊，只有杜甫說了兩句真話，敢於批評唐玄宗。
他這裏引用的兩句詩出於杜甫名篇《北征》的末段：「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這裏回顧馬嵬之變的往事，讚美忠臣陳玄禮將軍奮起除奸的功績，表達了人民愛國的意願，歌頌奠定國家基業的唐太宗，希望國家能衝出低谷走向中興，大意並不難理解。問題在於杜甫對玄宗的態度。舊時註釋一般認為這裏是「追頌上皇聖斷」（浦起龍《讀杜心解》），當夏、殷遭到禍患時，都沒有能親自除去妖姬，而玄宗卻能斷然誅殺楊貴妃，這是前無古人的英明之舉；「馬嵬之役，其除奸圖治之理，已大不侔於往古，則周之宣王、漢之光武，中興之兆，已卜於此矣」（佚名《杜詩言志》）。自宋以下以至於今，一般都認為這兩句詩是歌頌玄宗的，說是在危亡關鍵之時玄宗能誅戮貴妃，所以沒有陷入夏殷的覆轍。
可是我們知道，寵幸貴妃，把國家弄得亂七八糟的正是玄宗本人，如果杜甫還這樣熱烈地歌頌他，這樣「隱惡揚善」（張表臣《珊瑚?詩話》評《北征》語），「曲文其過」（葛立方《韻語陽秋》評《北征》語），那麼他哪裏還是敢說真話的大詩人，簡直是一味頌聖的專家。
魯迅的看法與傳統見解針鋒相對，他對杜詩有全新的解讀。
早在二十年代魯迅就曾通盤而深刻地研究過唐代的歷史和文學，並曾打算以楊貴妃為題寫一部歷史劇或歷史小說。後來許壽裳先生回憶：「他的寫法，曾經對我說過，係起於明皇被刺的一剎那間，從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來。他看穿了明皇和貴妃兩人間的愛情早就衰竭了，不然何以會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兩人密誓願世世為夫婦的情形呢？在愛情濃烈的時候，那裏會想到來世呢？」（《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頁）
郁達夫則更為詳細地介紹說：「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裏會看不破安祿山和她（楊貴妃）的關係？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心裏有點厭了，彷彿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門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那裏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後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日行樂的情形，心裏才後悔起來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於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說的收場。」（《歷史小說論》，《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四月）這樣的構思堪稱奇妙，既有歷史依據，又不為有關文獻的傳統詮釋所束縛，而能深入一層，多有新意，充滿了現代意識。
寓褒貶之春秋筆法
為了寫《楊貴妃》，魯迅除作了大量的案頭準備工作之外，還在一九二四年赴西安一行，進一步尋找藝術感覺；可是不去還好，「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來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魯迅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致山本初枝的信）。
歷史題材的劇本或小說《楊貴妃》胎死腹中，但魯迅當年的一番思考和構想仍然有意義，並且在別處留下了很有意味的痕跡，《女人未必多說謊》恰為一例。
人們對某一文本的理解往往受到他「前理解」的制約或主宰。既然在魯迅的腦海中有這樣一個總體印象：楊貴妃雖死於軍士之手，而軍士們背後卻有一個授意者—唐玄宗，玄宗在走投無路之際不惜拿貴妃充當替罪羊，拋出去以平息眾怒，保存自己。在政局紛紜中替死鬼歷來是很多的，玄宗的卑劣之處在於，被他拋出去的手無寸鐵的女子原是他本人曾經深深愛過而後來又厭倦了的女人。在這樣的「前理解」的背景之前，杜甫的這兩句詩很容易被理解為對玄宗微妙的諷刺。
按傳統的說法，玄宗是在陳玄禮將軍兵諫的嚴峻形勢下被迫賜死楊貴妃的。陳鴻《長恨歌傳》寫道：「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死於尺組之下」（《文苑英華》卷七九四）。昔人注《北征》有關字句，實以這一類說法為背景材料，為「前理解」。魯迅的看法不同，他認為玄宗對楊貴妃的愛情早已衰竭了，馬嵬之變中她的被殺，可能出於玄宗的授意。換言之，歷史的真相並非軍士們「請以貴妃塞天下怨」，而是玄宗主動拋出貴妃以塞天下之怨，在政治上爭取走出被動。
拿一個女人作為犧牲品來挽回影響，挽回面子，這正是典型的女色禍國論的行徑。杜甫是玄宗、貴妃的同時代人，又是特別關心朝廷關心社稷的；魯迅認為他自當深悉馬嵬之變的內幕，對玄宗遂不能無微辭。何況《北征》的末段只歌頌陳將軍而不正面提及玄宗，應當是春秋筆法，實寓褒貶於其中，所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意謂夏、殷雖到了衰世，也不曾聽說（這是委婉的說法，事實上是根本沒有這回事）其間有國君親自下令誅殺妃子的事情。其時的君王雖然極其發昏，尚未卑劣到拿女人開刀以自救的地步。
杜甫又說：「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他相信，大唐帝國還遠遠未到衰世，是完全可以走出困境再度興旺的，玄宗那樣做，簡直史無前例（所謂「事與古先別」），實在太乏了。這是很犀利很大膽的議論，難怪魯迅認為敢這樣說的有幾個。
唐玄宗曾經是一位明君，建設過王朝極盛的一段輝煌，杜甫也曾經歌頌過他；但後來他已墮落為昏君，此時又已經下台—太子自行上台，後稱肅宗，玄宗退位為太上皇—頭上失去了神聖的光環，略略諷刺他兩句，詩人也就沒有太多的顧忌了，儘管敢於這樣說的臣民仍然很少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