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無不可」的大智慧\嚴詩?
「無可無不可」，出自《論語．微子》：「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這是孔夫子論及古人時說的一番話，突出體現了其與眾不同的人生態度和大智慧。「逸民」大致指有才無位的賢人。在孔子看來，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是商代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其父親去世後，二人對於君位互相謙讓，都不願做國君。後來，他倆出走、投奔周文王，武王起兵討伐暴君商紂王，二人又公開反對「以暴易暴」，曾攔住馬車，力圖勸阻。待周滅商後，兩人拒吃周粟，餓死在首陽山。
至於柳下惠，他既不以侍奉無能的君主為羞恥，也不因擔任低微的官職而自卑；入朝做官，便努力展露自己的才能，而且辦事講求原則；後來被君主拋棄也不抱怨，厄遇貧困亦能處之泰然。
清代學者劉寶楠認為，若論處世的節操、品行，當然是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為佳，但伯夷太狹隘、氣量太小、過於嚴肅，而柳下惠則過於隨便、不夠嚴謹。「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的狹隘和柳下惠的隨便，都不是君子的行為。至於虞仲和夷逸，則完全隱居避世，放下世俗之務不再牽掛，保持自身清白，對當官謀位視若浮雲。
然而，對孔子而言，這三種情況都不是最佳選擇或最佳行事方式。他的做法與這三者不同，是「無可無不可」。他強調的是知命而不信宿命的人類精神，義不容辭和當仁不讓的擔當，是一種更高的生命境界。
概而言之，一句「無可無不可」，凸顯智慧的張力，其承載的意涵不外三點：一，考慮問題與具體實踐時不可刻板、教條；二，在道德判斷方面，要明確哪些事情該做，哪些事情不該做；三，在目標層面，因為世事無絕對，做事情，要善於從實際出發，做到靈活應變，恰到好處。這不同於西方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an）所宣揚的「只看目的，不問手段」的「君王成功學」，倒是強調做事情要以是否合乎道義為準則，且需要獨立思考精神，乃為人處世的最高境界。為官者手中有權，如何用好？名和利之間，怎樣取捨？值得深思，現實中碰到的各種課題，何去何從，考驗?芸芸眾生。
在當今社會生活中，孔子的思想仍閃爍智慧的光芒，其為人處世的原則和理念還遠沒有過時，仍被有良知的人們所仿效，並得到其他文化的認同，一九八八年，全世界七十五位諾貝爾獎得主達成共識—「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生存下去，那就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那裏汲取智慧。」當下，更要有足夠的智慧讓世界文明。聖人留下的文化精髓、智慧結晶，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作為炎黃子孫，我們更應把它內化於心，倍加珍惜和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