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周有光的兩個人/易湘壬
圖：周有光夫婦（資料圖片）
周有光創造的奇跡不止一種。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經歷宣統、民國、毛澤東、鄧小平，有望在生命運動會上成為一個破紀錄者。他近五十歲時，還在復旦大學當經濟學教授，出人意料地到北京參加一個關於文字改革的會，被留在首都工作，後來他竟成為「漢語拼音之父」。他八十五歲離開辦公室，不再上班。九十歲到一百歲之間，他出版了文集《百歲新稿》。百歲之後，又出版《朝聞道集》，收錄平日思考心得，大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瀟灑。二○○九年，周有光寫了一篇文章《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主張「不要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而要從世界角度看中國。」
但凡創造奇跡的人，很可能中途有「貴人」相助，對周有光而言，張允和是貴人之一，愛因斯坦是另一個。
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的周有光戀愛了，和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中的老二張允和走到了一起。婚後，岳父贊助他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經濟學。張允和對他的要求只有一點─不從政。張允和雖然排行老二，但卻是四姊妹中最「管事」的一個。她對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響，特別是她務實的性格，幫助周有光度過了人生中最關鍵的幾次關口。
周有光不是一個浪漫的人，他後來總結兩人的婚姻，從很實用的角度來看，張允和對他最大的影響是，勸他不要從政。周有光講，「我在國民黨時期沒有參加國民黨，在共產黨時期也沒有參加共產黨。其實，他們裡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學、朋友。而周總理，早在重慶我們就認識，陳毅和我關係也很好。」
解放初期，張允和是一位職業女性，「三反」運動中受到莫名其妙的指責，於是她放棄了職業，專心做家庭婦女，在後面更激烈的運動中，反而只受到了很小的衝擊。張允和對周有光的意義，在於在他的生命中置放了一根主心骨，讓他為人做事更從容不迫，心態也更好。周有光離開辦公室。回到家裡，在書房看報看書，書房只有九平方米，放上書架後，再放一張小書桌、兩把椅子、一個茶几，餘下的空間就很少了。就是在這樣狹小的空間內，周有光和老伴每天並坐，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度過恬靜的晚年。張允和二○○二年去世，享年九十三歲，如果從戀愛開始算，兩人相伴超過七十年。
抗戰結束，周有光所在的銀行派他到美國紐約工作。這一步，影響了他的後半生。何廉是周有光的一位朋友，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其時，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教授。有一天，何廉對周有光說：「愛因斯坦空閒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願意去嗎？」周有光答：「當然願意。」愛因斯坦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算是何廉的同事。就這樣，周有光做了全世界「最聰明大腦」的陪聊，一共去了兩次。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周有光搞不懂，周有光的經濟和金融，愛因斯坦也沒興趣。兩個人主要是聊報紙上的問題。愛因斯坦完全沒有架子，穿?甚至沒有周有光講究，兩個人聊得很開心。愛因斯坦有一句話啟發了周有光：「人的差異在業餘」。人生幾十年，除吃飯睡覺，實際工作時間不是很多，業餘時間更長，通過業餘時間的學習，一個人完全能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門人才。此後，周有光把更多的業餘時間投入語言學的研究，終於成為語言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