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情深 薪盡火傳/孫玉蓉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農曆乙未年正月初五，陳寅恪的弟子、著名史學家卞僧慧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歷程，以一百零四歲高齡，平靜、安詳地駕鶴西去了。我們由衷敬重的前輩學者，一生腳踏實地、嚴謹治學、遠離名利的楷模又弱去了一位，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懷念與惋惜。
卞僧慧名慧新，字伯耕，筆名僧慧，一九一二年出生於天津，一九三二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一九三四年轉入歷史系，一九三七年以國難輟學，避禍津門故里，直至一九四六年才正式拿到教育部頒發的畢業證書。在校期間，他曾受業於陳寅恪、雷海宗等學術大師，這使他的才智得以發揮。新中國成立後，他成為天津市歷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員。改革開放新時期，他作為天津社會科學院的資深研究員而受到敬重。退休以後，他被聘為天津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繼續致力於鄉邦文化的研究工作。
在我心目中，卞僧慧先生才是真做學問的大學者。如今，社會科學研究事業蒸蒸日上，國家級、省市級科研課題比比皆是，課題經費資助為科研工作提供了便利。可是，這些好的科研條件，他都沒有享受到。他退休後的數十年間，繼續治學的所有費用，全部出自退休金。他的代表作《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的編纂工作都是在退休後完成的。因為年邁行動不便，他不能常到單位圖書館和市內各大圖書館去查閱資料，所以，比較重要的參考書和學術報刊，都是自費訂購。為了留有備份，他日日以圓珠筆繁體字複寫文稿。幸好後來他的哲嗣學洛先生退休了，能夠幫助他用電腦錄入、整理文稿，這才加快了完稿的速度。
《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的大功告成，也譜寫了學術薪火接力相傳的典型範例。一九八一年九月，蔣天樞（一九○三 —一九八八）先生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出版後，卞僧慧先生便發現了書中的許多遺漏，於是，將自己所存及搜集到的資料，抄寄給蔣先生。蔣先生在進行補充修訂中，也曾想將其編撰成年譜。後蔣先生以卞僧慧在校聽過寅恪師歷史課數年，有些事情比他知道得更清晰、詳盡；又因自己「年邁體弱，無力完成」，遂將寄去之資料以及自己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貼補本和後續所得之資料，一併郵寄天津，將編纂「陳寅恪先生年譜」的重任委託給卞僧慧先生，並叮囑：「任由為之，無庸再請示」。卞老牢記囑託，不負重望。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二○一○年四月，《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作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年譜長編系列」之一，得到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贊助，由中華書局出版。陳寅恪先生的親屬見到書後，十分感激，想對卞老前期支出的資費給予一點補償，以表達謝忱，也被卞老婉言謝絕了。卞老覺得作為寅恪師的學生，能在有生之年，經過不懈努力，為老師著書立傳，完成「宿諾」，弘揚老師的學術精神，這也是自己的榮耀。
《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是目前搜羅最全、史料最翔實、下功夫最深的一部學術專著，為讀者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國學大師多彩的學術生涯、坎坷的人生經歷以及豁達的人生態度，都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在學術界獲得好評。與卞老相識七十餘年的北京大學教授吳小如在該書的《序》中說：「僧慧長僕十歲齡，誼兼師友，今年九十有八矣。以世紀老人艱難著述而卒底於成，視今之以逐利競名為賢者，其風操學問為南轅北轍，固無待僕?縷指陳也。」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劉經富在《為學日損，為道日益—讀〈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一文中，指出：「以『為學日損，為道日益』為敘事線索的《陳譜》，用陳門弟子近距離接觸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和二十多年來『陳學』園地前沿研究成果，展示了譜主的心路履痕、肝膽風骨。陳寅恪一生，少無悔作，老全晚節，這是他為道日益、大德潤身的最好註腳。」
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與中華書局聯合舉辦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出版學術座談會」，並以此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卞僧慧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應邀出席，並在會上深情憶述了師從陳寅恪先生的求學經歷。作為寅恪師的老學生，此時的卞老也已年近百歲，鶴髮童顏、博聞強記，真正創造了盛世中華學術界的一大奇跡。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二○一三年，《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無可爭議地被評為天津市第十三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學術界同人都為卞老高興，向他致賀，卞老卻依然如故：低調做人，扎實做事，淡泊名利，寵辱不驚。
卞僧慧先生是我們由衷敬重和愛戴的前輩學者。學習和傳承他踏實、嚴謹的治學精神，淡泊名利，努力為中華文化事業的繁榮添磚加瓦，這也是我們後生晚輩對卞僧慧先生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