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及社會責任\□孔永樂

  近期,不少人對非學術人士就大學教育及大學管理可能衍生的一些社會問題而發表意見批評為干預「學術自由」及「大學自主」等。筆者曾撰文指出「學術自由」並不代表絕對的自由。同時,「學術自由」並不是學術界有些人士宣稱的乃個人的特權。學術自由只是工作的一個條件。若然大學成為政治權力的附件,學術自主或大學自主的觀念也沒有存在的餘地了。本文再從「學術自由」的角度思考一些問題。

  學術自由豈是絕對

  筆者閱讀不少有關探討「學術自由」的文章。簡略地說,大學校園的「學術自由」可以關於公共及私立大學生的教育設計、大學教授、大學生、大學機構,以及大學其他人員的問題。然而,以筆者閱讀所見,大部分關於「學術自由」的文章都是圍繞大學教授對於自己及同輩在事業上升遷及聘用的問題。美國法律學者Janet Sinder曾經探究1940年至1990年關於美國「學術自由」的英文書籍及文章,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學術自由」主要都是討論大學教授而忽略許多社會其他現實問題。現在,大學對香港社會發展越來越重要,我們更需要認真深思大學的功用與「學術自由」的關係。

  第一,有人批評特首干預大學自由及自主。我們經常討論堅持「學術自由」、反對外來干預。相對而言,我們卻甚少討論為何要成立「大學教育」,以及大學是否應該或如何幫助社會及國家經濟良性發展。現實上更重要的一點,政府及納稅人每年分配龐大的資源予大學教授及大學發展:媒介曾指出香港大學校長年薪達400萬港元,並享有大學優美的獨立別墅;香港中文大學的網站顯示,一名法律學院初級的助理教授年薪也可達超過80萬元;數年前香港各所大專院校公布財政報告,即使經歷2008年金融困境,大學錄得嚴重赤字,大學高層亦可逆市加薪,大學年薪逾180萬元的人數可達613人。面對此情況,納稅人甚至香港特首是否可以就現今大學內的一些問題表達意見,抑或因應「學術自由」而簡單地避開問題?這對香港眾多納稅人、社會資源分配及社會發展是否盡責任的表現?

  第二,有人指出批評「港獨問題」文章阻礙學術研究。然而,筆者曾撰文指出,我們討論「學術自由」時必須根據於爭議的內容是否有「學術」元素,否則談不上「學術自由」。如果對學術報告的研究方法及依據有疑惑,撰寫報告的作者可以將原文投稿到學術期刊,留待資深大學學者決定會否刊登著作。香港科技大學雷鼎鳴教授早前已撰文指出在學術期刊接納「港獨」文章的機會近乎零。這是基於文章的內容不是學術討論。例如:「年輕一代寧願絕地求生,亦不甘坐以待斃將家園拱手相讓」等。即使是「學術研究」內容,澳洲悉尼大學校長Dr. Michael Spence在去年3月的一個公開講座談論中提及,學者在公共領域上對政府、公眾或傳媒發表一些強烈與極具爭議的評論時,可能對社會以及大學帶來難以預料甚至不良的影響,大學高層人員也要密切留意。當中要注意評論的內容及其對大學或社會的影響,不能單以「學術自由」一概而論。

  當思考何謂社會責任

  重要的是,「學術自由」並不是一個飛天斗篷,我們亦不可以因「學術自由」而超越法律、國家安全等更高領域。西方不少研究「學術自由」的學者均表示「學術自由」不能超越法律。英國學者Professor Conrad Russell明確指出學術自由不能超越司法領域,更提出學術研究及著作的自由是法律內容許的自由(freedom within the law)。基本法第一章第一節已定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學生凡事充滿創新概念,對此問題不太了解而熱心書寫「港獨」文章也不稀奇。現實上,我們要認真思考大學教授及大學高層人員是否有責任及如何確保研究及公共言論不會犯法及破壞大學之聲譽。

  第三,有人堅持大學內任何事情都是「獨立」、「自主」,非學術界人士不能作任何干預。歷史上,西方大學似乎也沒有執意維持這樣的傳統。美國第一間大學學院哈佛大學在1636年成立時由一群學術界以外的人士根據法律管理。1701年,美國第三間學府耶魯大學也是非學術人員以董事會身份依法管理。英國劍橋大學的書院院長也要經過英女王授權委任,而英女王也不是學術人員。在法律的角度看,大學教師及職員只是大學機構聘用的人員,若然聘用人員並非執行學術工作或未能達到期望目標,大學機構在合約期之前可以解僱大學教師及職員。根據美國法律系教授Peter Byrne的分析,在理念上看,「學術自由」由非學術人員依據法律管理,配合行政人員的有效執行,這樣才能有效維持「學術自由」及「大學自主」的概念。現在一些大學教授經常強調要維持「大學自主」及「學術自由」,當中會否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當然,我們可以選擇任由大學人員全盤管理學校內所有事務,但我們要思考如何才能確保大學能獨立有效運作,確保財政資源公平合理地運用而令社會向前發展。去年違法的「佔中」抗爭有為數不少的大學組織及大學生參與,香港的大學教育現況實在值得關注。

  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教授在其經典文集《大學之理念》曾寫道:大學教育之良窳亦足以影響及決定一個社會之發展興衰。現今,大學對社會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廣大及重要,我們要思索什麼是「學術自由」,以及更重要的大學之社會責任及其他可能衍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