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割稻子」 抗戰到底
圖：胡政之（左二）率大公報同人由香港赴桂林途中\資料圖片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大公報輾轉香港、桂林、重慶三地。香港大公報揭露汪精衛的投敵賣國陰謀；桂林大公報為這座抗戰文化城留下燦爛群星；重慶大公報在遭受日寇大轟炸的日子裏，始終堅持出報，成為全國輿論重鎮。一九四一年，大公報因為在抗戰期間的卓越貢獻，獲得了密蘇里新聞獎，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中文媒體。\大公報記者 馬浩亮
一九三八年，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來到香港，籌劃在此出報。八月十三日，在香港的第一期報紙上，大公報就突出報道了香港人紀念八一三淞滬抗戰的活動。
發刊詞中，胡政之寫道：「在這一年的民族神聖自衛戰之中，我們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國……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們更參加到港粵同行的隊伍裏來……雖然備歷艱危，而一支禿筆，卻始終在手不放。」
獨家揭批汪精衛賣國密約
胡政之希望大公報能夠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與日寇鬥爭，讓全世界了解中國的抗戰。然而，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軍從大亞灣登陸，兩周後佔領廣州。英國此時不想與日本交惡。迫於港英當局壓力，大公報新聞裏「日軍」兩個字不得不用「某軍」代替。面對限制，大公報將文藝副刊作為抗日宣傳的重要陣地。胡政之將蕭乾調來香港，讓他主編文藝副刊。
蕭乾一九三五年進入大公報，長期負責副刊，他主編的「文藝」和「戰線」兩個副刊，在抗戰爆發後，一直是全國文藝界愛國救亡運動的重要舞台，發表了很多反映抗戰的散文、小說、詩歌。在香港，大公報刊載了很多來自延安的文學作品，如沙汀的報告文學《記賀龍》、丁玲的《陝北風光》等。
不久，香港大公報引爆了一顆重磅炸彈。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大公報刊登了一份總編輯張季鸞從秘密渠道取得的文件，全名是《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簽署者分別為大漢奸汪精衛和日本陸軍、海軍、外務省的代表。這是一份嚴重出賣中國利益的文件，汪精衛向日本承諾禁止一切抗日活動，承認偽滿洲國獨立，日軍可以長期佔領華北、長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
令日本人和汪精衛沒有想到的是，這份高度保密的文件竟然在香港大公報上全文刊載。這是反抗與投降的鬥爭，是振臂一呼與自卑懦弱的較量。消息刊出後，汪偽逆舉公之於眾，國人齊聲撻伐。
重慶大轟炸下堅持出報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重慶大公報發刊，與這座城市一道渡過了抗戰相持階段最艱苦的一段歲月。一九三九年，日本開始對重慶進行了長達五年的大轟炸。
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孫女胡玫說：「大公報一九三八年底到的重慶，是在新豐街十九號開始創辦的，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份大轟炸，大公報損失非常慘重，後來就搬到李子壩，新館也被炸過，後來在山洞仍然繼續用九台平板機堅持印報，一天也沒有停刊。」
今年九十九歲的大公報老報人張炳富，當時在李子壩的大公報印刷廠工作，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那些悲慘的歲月：「李子壩炸了，報館三個人死在裏面。」為了繼續出版，報館員工將印刷機搬到了防空洞裏。但即使在防空洞裏工作，仍然免不了炮火的蹂躪。張炳富說：「那時候我是第二天到的現場，屍體從防空洞裏就像堆柴火一樣堆起，用卡車把屍體拉走。」
書抗戰見聞提振軍民鬥志
為了繼續出版，大公報不得不將印刷廠搬到了距離重慶兩百多公里外的一個農家院落。每天在這裏排版印刷，再幾經波折及時運回重慶市區。如今，這間民居依然殘存屹立，它見證了中國新聞人在民族危難時刻的執著與堅守。
持續的大轟炸之中，有的老百姓感到鬱悶，覺得好像沒有前途。大公報編輯部主任王芸生也很?急，一天他去見養病的總編輯張季鸞，討論之中，張季鸞突然從病榻上坐起來說：「你馬上回去寫文章，就寫《我們在割稻子》。」《我們在割稻子》發表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的大公報上。王芸生用激勵的筆觸寫道：「讓無聊的敵機在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將年度「最佳新聞服務獎」授予堅持抗戰的大公報。頒獎詞寫道：「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這是大公報代表戰時的中國新聞界，獲得的一份極其珍貴的榮譽。
從香港大營救到「桂林作家群」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同一天，日軍猛攻香港，十三日佔領九龍，二十五日香港淪陷。炮火中，香港大公報匆匆停刊。日軍攻佔香港後，人們紛紛撤離香港，然而茅盾、鄒韜奮等一大批愛國人士陷在危險當中。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急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要他盡快想辦法把這些人從香港營救出來。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悄悄地進入香港，與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取得聯繫，一起商定了撤離路線。一場前所未有的生死大營救就此展開。
文化名人們從香港被營救過來以後，游擊隊就把他們送到東江縱隊位於寶安的根據地白石龍村，住在民兵搭建的草寮裏。此後，游擊隊用了六個多月，將滯留在香港的八百多名中國文化界名人和一些國際友人護送到抗日根據地。
從香港撤退後，胡政之帶?香港編輯部的同事，漫長跋涉到了桂林。徐鑄成被委任為桂林大公報的總編輯。桂林是抗戰文化繁榮發展的中心之一，茅盾、巴金、夏衍、田漢、艾青等一千多位文化界名流都齊聚在此。桂林出版的抗戰讀物，佔到了全國的百分之八十。大公報搬進了七星岩後面的溶洞中繼續出版，與堅守在桂林的文藝界人士休戚與共，催生了抗戰文藝事業的一個高峰。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桂林大公報刊載了署名「寒流」的文章，題目是《桂林作家群》。「寒流」是記者曾敏之的筆名，他用生動的筆墨描述了當時文化人在桂林的生活狀況：「每天，他右手攜?布袋，穿?破舊的藍布長衫，佝僂?腰，進城向朋友借錢買米」—說的是作家艾蕪；「筆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擔，近來連談天的豪興也失掉了」—說的是劇作家田漢。但是處在貧窮與苦難裏的這群人，卻始終以昂揚的精神在抗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