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的悲劇/魯 人
許廣平對周作人的不滿盡人皆知。在她的回憶文章中對周作人的憤怒，讓外人都感覺過於咄咄逼人了，甚至覺得過分。與周作人通信數年的香港報人鮑耀明曾在給周作人的信中寫道：「近讀某女士著《魯迅回憶錄》，語氣近乎潑婦罵街，婦人之見，殊不值一哂也。」但許廣平的憤怒自有其原因，這除了她的性格使然，實在是周作人過分的行為在先。日軍侵佔華北時，眾人都希望周作人南下，他對外的託辭之一是家有老母寡嫂的生活需他維持，而實際自魯迅去世後，周母和魯迅夫人朱安的生活費一直由許廣平負擔。魯迅去世後，許廣平因欠債，又無工作，生活非常拮据。她因為生活費問題，還與魯迅母親產生過不小的誤會，引起過挺大的不愉快。許廣平無奈時，曾給周作人去信希望幫助負擔一些生活費，他則只答應負擔母親的一部分。直到抗戰爆發，許廣平被日本人拘禁，南北禁郵，才由周作人負擔起老母寡嫂二人的生活費。而母親去世後，周作人又想借朱安生活窘迫為由，出售魯迅的藏書。實際上購買八道灣時，兄弟三人就有協議，寫明此宅為兄弟三人及母親的共同財產，即使魯迅去世後，周作人與在北京的大嫂及三弟媳芳子重新簽訂的合同，仍明確寫道「老太太生養死葬之費，亦在其中」。而魯迅和母親搬出八道灣後，周作人一直將部分空餘房屋對外出租，租金全是自己留用。這一切許廣平直到解放初才從朋友那裏知道，心中自會有不平。加之，周作人對魯迅時有惡意的譏諷和詆毀，更會令許廣平憤恨不已。
周家的悲劇，在下一代的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陰影。由於上一代的原因，他們也身不由己地分為上海和北京兩派。下一代中，除周海嬰有較多回憶文字外，其他後人回憶魯迅的文字極少，而且多是寫童年時的一些記憶，對成人間的恩怨不敢提一字。
周海嬰的文章中，對周作人夫婦沒有一點原諒，甚至一點點的憐憫。其實，他與二叔應該終生不曾謀面，與二嬸只在解放初剛到北京時，在八道灣匆匆見過一面。當時父親的一位學生帶他參觀八道灣，結果遇上了正在院裏曬太陽的信子。信子得知他是周海嬰後，立刻對他破口大罵，讓海嬰到晚年都無法釋懷，他在書中寫道：「直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她那窮兇極惡的模樣尚歷歷在目。」海嬰對周作人夫婦的敵意，其實還是來自周圍的長輩，信子的一罵，只是對長輩們講述的印證。他的母親自不待言，許廣平對於周作人夫婦從來無法心平氣和。他的三嬸王蘊如也曾在七十多歲時，「含?眼淚」向他講述她與丈夫當年在上海生活的窘迫和辛酸。他父母的朋友也會有意無意地向他講述一些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感。加之周作人在民族危亡時的附逆，更加深了海嬰對他的鄙視和敵意。
周家悲劇的最大犧牲者應該是芳子的三個孩子。三個孩子中，只有長女周鞠子與父親周建人有一些聯繫，父親有時會偷偷給她寄些零花錢。一九三六年八月，她還曾在上海住過數月，從魯迅日記看，這數月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魯迅家。也許是繼母不同意，或父親怕繼母不高興，而未讓她住在家裏。那段時間，海嬰與她接觸得最多。魯迅日記中曾九次提到過她，但其中未出現過王蘊如，也沒有她的三位異母妹妹，她當時的心情也不得而知。在魯迅去世後，她曾與許廣平和海嬰拍過一張合影。以後她回到北京，從此天各一方，與海嬰再沒有任何聯繫。海嬰對她的印象是「文靜而耐心」、「講話細聲低語的」，不知這是否與她的經歷有關。在現存的資料中，她提及周家的事只有一項，就是她在小弟弟周豐三自殺後，悄悄跟朋友說過，弟弟的死與二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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